[姚明：做慈善要留名]姚明慈善篮球赛
时间：2019-02-06 04:30:5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做了好事留名是诚信的表达 今年9月4日，姚明在中国人民大学现场采集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行列，和队友们一道将血样存放于中华骨髓库中，等待着某位白血病患者能与之配型成功。他现场承诺，一旦配型成功，将毫不犹豫地捐献骨髓。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姚明此次决定用留名的方式来做好事。姚明说，以前自己也有做好事不留名的习惯，但现在觉得做善事一定要留名，特别是有号召力的明星。这样周围很多人知道你干了什么，他们也会被你带动，更多的人会加入进来。
前两年，姚明做好事也不想留名，当时他默默地帮助四川的一名白血病小患者罗洋，为其提供了5万美元的治疗费用，但由于骨髓库中没有与小罗洋相配的骨髓，罗洋在去年1月移植母亲骨髓的手术失败后离开了人世。姚明知道光靠他一个人是不够的。于是，他变得“高调”起来，在“大超-中华骨髓库校园爱心之旅启动仪式”上，他成为了一名捐献骨髓的志愿者，呼吁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他还提醒其他志愿者捐献血液样本以后，也留下自己的名字，告诉自己周围的人，这件事情是多么有意义。捐献的骨髓样本越多，像罗洋那样的白血病患者得救的机会才越大。
按照传统观念，做好事不应为了名，更不是为了利。如果“留名”则易让人怀疑动机不纯，好事就被打了折扣。似乎只有做好事不留名，才能体现个人的道德境界。以至于有人想帮助别人、想参加慈善活动却顾虑重重，怕被别人知道，怕惹来公众的猜忌，如果做好事都要偷偷摸摸，那么这个社会就太不正常了。在现代公民社会，做好事留名或不留名固然是个人自由，但公民有责任维护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社会公益事业更需要每个公民的支持。慈善活动是社会公益事业，理应得到更多人参与和支持。积极的善举能得到褒扬，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要受谴责，能够是非分明的社会才能形成它的公信力。做了好事留名表明了一种诚信的态度，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即使个人或企业为了得到社会认可、塑造自身形象而去参加慈善活动，这也是无可厚非、应该得到肯定的。有的企业就把慈善事业当作一种高效投资。例如香港上海汇丰银行20年前成立了隶属于银行的慈善基金，该基金主要用于援助银行所在地的社区的困难人群。20年来，汇丰银行的分行开到哪里，慈善基金就援助到哪里，支持了内地所有设立汇丰分行的城市的慈善项目，树立了汇丰的社会公益形象。作为明星及公众人物做好事留名，社会影响比较大，可以更有效地倡导相互关爱的社会价值。不仅在于他们做的好事本身，不仅是他们捐钱的数目，更在于那种深入人心的善的力量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中国的慈善力量和慈善观念还是太弱，需要更多的人在其中留下自己的名字。
内地新富为何不愿在慈善榜留名？
每年的福布斯富豪榜让国人空前关注，同时不断有声音指责中国的新富人缺乏公益心，对慈善事业漠不关心。与发达国家以及香港富豪的慈善热情比起来，内地新富确实不如人意，他们给人的印象多是奢侈摆阔的暴发户行径。比尔・盖茨慈善捐款已达283亿美元，占其个人资产37% ，他甚至早早立下遗嘱：死后99％的财富捐献给慈善事业。英特尔公司创始人高登・摩尔捐款则共计达68亿美元，把自己64%的财富做了善事。也许内地新富刚刚尝到富裕的滋味，还未开始顾及回报社会。1889年，钢铁大王、慈善家卡耐基临终前，留下这样一句话，“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一百年前，卡耐基是美国创富的第一代人。现在中国的富豪也是创富的第一代，他们还不懂得卡耐基的箴言。
根据目前国内最大的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慈善事业十年，他们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的，国内富豪的捐赠仅占15%还不到。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其实全国的私营企业家中，为慈善出力的人也不少。但他们很低调，不愿留名，要求对其捐款事实及数额“保密”，所以除了慈善协会，公众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义举。现在的社会环境确实给他们带来种种顾虑，比如一上榜，税务局就找上门来了，各个方面的关系也找过来伸手要钱，欠债的公司跑来要求免债等。有的企业家担心一旦捐款多了露富，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还有人担心被认为是自我“炒作”。
美国的慈善捐款有许多优惠政策。由于西方国家的遗产税数额非常高，比如美国就达到了50％。所以很多美国的富豪都宁愿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用作公益事业。而中国由于不存在遗产税，所以很多富豪就愿意积累财富，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美国企业向社会捐出善款，如果善款的数额超过应缴税收的10％，那么就减免10％的税款，如果不到10％，则可以在税收里扣除已经捐出的善款。美国的慈善事业并不完全是纯粹为了公益，而且也是合理避税的一种方法。中国企业捐赠如果超过企业当年税前利润的3％，超额部分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这样就形成企业捐赠越多，纳税就越多的矛盾，而且只有向国家特批的少数基金会捐款才能免税。
中国企业家对公益不够热心，还与国内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许多新兴民营企业正处于上升期，企业家更关心怎样积累资本，扩展企业规模，所以没有太多的精力去顾及慈善事业。他们把手里的钱看得很重，他们急切地想以钱生钱，因此“爱心”显得少一些。即便在公益和慈善事业发达的美国，当年经济起步时，企业的公益和慈善事业做得也非常不好。事实上，即便是微软这样的大企业，也是在它做大了以后才开始涉足慈善事业。对于内地那些靠“血汗工厂”致富的富人、煤矿老板来说，他们首先应该改善自己员工的劳动环境，减少他们的劳动强度，多一些健康、生命安全的保障，少拖欠工人工资，多尊重他们的人格，改变那种为富不仁的印象之后，这些新富才能谈得上进一步回馈社会，才有资格成为人们眼中的“慈善家”。
慈善事业不仅是富人的事情
在贫富差距日渐加大的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更需要政府从各个层面鼓励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事业调节贫富差别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市场实现收入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实现收入第二次分配；慈善捐赠又被叫做第三次收入分配，它是人们自觉自愿的一种捐赠，它的影响是广泛的，它所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无法比拟的。
慈善事业主要就是帮助社会上的困难群众，资金来源于社会上有爱心的群众的捐赠，不是什么“富人的事情”， 不能把慈善事业的发展寄托在对富人的教育上，这是一种社会互助的行为，它不属于一个国家的政府行为，不是国家搞救助，慈善事业的动力主要在于民间。慈善与公益事业的资金，除部分来自政府外，更多的是来自社会。其实，美国只有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而85％的捐款来自美国民众，这些捐款占了老百姓平均收入的2％。法国有2000万人经常捐助，瑞士则有一半人口常年认捐。
慈善事业在国际上相当普及，它逾越了民族地域、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的种种界限，成为普世的社会价值。慈善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和恩赐”，而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在美国，非营利性的慈善组织共有140多万个。在欧洲国家中，德国、英国、瑞士都有不下1万个基金会。中国的慈善事业，同样有着自己悠久的传统：汉唐寺院济贫、赈灾、医疗、戒残杀的长盛不衰；宋代养老扶幼事业的勃兴；元代医疗救助的兴起；明清民间慈善群体在中国慈善史上首屈一指。
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
国内慈善捐赠的途径和管理并不完善，私人捐赠后往往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善，不少企业家捐款后甚至不知道资金的最终去向。卡耐基基金会主席卢塞尔曾经说过：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所谓“玻璃做的口袋”，就是指你的口袋里有多少钱，你做什么事情，透明得像玻璃一样，人人都可以看见。慈善资金的管理应公开、透明，程序应规范，应有健全的监督反馈机制。制度方面的缺失制约了企业捐赠的积极性。
我国目前的慈善组织多数还是半官方机构，效率和透明度都不高，像中华慈善总会都留不住一些大学生、博士生，老年干部在机构中占了一大部分；另一部分就是招聘的社会上的下岗人员。前者还有社会活动能力，可以调动一些社会的资源，但另一部分人就只能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像这样没有战斗力的机构是难以推动慈善事业的。目前法律的规定，我国所有慈善机构都需要有其上级主管单位，那些主管单位，大多是政府部门。主管单位拥有干涉慈善机构的权力，无法受到社会有效监督，容易滋生腐败。
处于被某些部门垄断之中的慈善机构，难免失去民众信任，而民间的组织能力也得不到培育，慈善事业的潜能就无法得到发掘。慈善活动的组织者和捐赠者、受捐赠者，都必须讲究诚信，慈善事业才会兴旺起来。在一些地方的乞讨者容易得到民众的馈赠，而当地的慈善机构却难以为继。所以政府没有必要把慈善事业管得死死的，政府理应为慈善事业的发育创造更为宽松的条件。慈善事业变成真正广泛的社会活动，才会吸引更多的具有公益精神的人士进入慈善领域，使慈善组织实现专业化，它的运转效率才会改观。只有慈善文化成为一种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观，慈善事业才会成为一项真正的阳光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