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奇看唐代士子为何热衷娶“五姓”女:师士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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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的科举士子在选择婚姻对象时,热衷于高门大户的女子,尤其以娶到名门望族的“五姓氏女”为荣。至于为何流行这种现象,后人可从《枕中记》等唐传奇作品同时结合唐代的社会现实,以找到其中的两条最重要的原因。
关键词:婚姻 门第 科举士子 唐传奇
中图分类号:I207.3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21
试从《枕中记》等唐传奇作品,同时结合唐代的社会现实揭示出其中的两条最重要的原因:在《隋唐嘉话》卷中有一段高宗朝宰相薛元超的慨叹:“吾不才,富贵过分,然生平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薛元超乃高宗时宰相,竟将未能娶五姓女与未能擢第进士和修国史相提并论为憾事遗恨,这反映了唐一代读书人有以娶五姓高门女为美的心态。《礼记•婚义》称“婚姻者,将和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那么,唐代的士子为什么热衷于娶高门望族女为妻呢?
文学常以其鲜明突出的特征生动地显现出一定时代的社会关系。唐传奇承继六朝志人志怪的小说而来,但是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标志着中国小说的成熟。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小说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异,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于六朝小说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而为小说。”[1]“始有意为小说”即小说不再只是单纯的搜集、记录一些奇闻异事,而是开始反映创作者的意识和情感,这是文言小说的一个极大的发展。写作传奇的都是文化修养很高的科举士子,士人的思想观念常在传奇作品中有所反映,这是一个无可动摇的论断。所以,关于读书人为何热衷娶高门望族之女,我们从中可以获得一些答案。
唐传奇作品中,不乏大量优秀之作,尤其是大历(766年)至大中(859年)年间,出现了一大批传奇作家,如沈既记、李尧佐、蒋防、元稹、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等。而从贞元(785年)至元和(806年)又是唐代小说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有一部优秀的传奇作品《枕中记》问世,作者是曾经官拜左拾遗、史馆修撰的沈既济。[2]通过着重对这部作品的浅析,我们可以了解一些士人的择婚观念。《枕中记》今所传有两本,一见于《太平广记》卷八十二“异人”类,题作《吕翁》,注云“出《异闻集》”;一见于《文苑英华》卷八百三十三。两本互有长短,今参考《文苑英华》较录版本。[3]这是一篇优秀传奇作品,它反映的就是唐代社会的现实生活。
《枕中记》记卢生枕吕翁所赠的青瓷进入梦中后历尽官场荣辱,醒来时,店主炊黄粱而未熟,遂最终看透人世的故事。梦中他得以娶河清崔氏女,且“女容甚丽”。传奇中卢生,虽不知其具体姓名,但既为卢氏,就在“五姓”之内。何谓“五姓”?《新唐书》有说明:“今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 [4]唐人习惯上以“五姓”为高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五姓”之外的各地区的显族,也成了唐人认可的高门。唐代士人热衷于娶高门大姓女,这首先当然与唐代社会重门第的风气是密不可分的。盛行于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至唐代虽已废除,但门第观念作为衡量人们家世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准,仍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在婚姻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5]关于这一点,唐代小说中广有记载。比如李复言《续玄怪录•张老》中园叟张老想娶韦氏女为妻,媒媪就劝阻他说:“叟何不自度,岂有衣冠子女肯嫁园叟耶?此家诚贫,士大夫家之敌者不少。顾叟非匹,吾安能为叟一杯酒,乃取辱于韦氏。”普通人尚且如此看重门第,更何况科举士子呢?
沈既济《枕中记》里的科举士子卢生依枕入梦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娶清河崔氏女”,他甚至梦见他的五个儿子“姻媾皆天下望族”,自然是有它的时代背景的。除了受重门第的风习影响外,唐代士子热衷于娶高门望族女为妻也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为了攀附高门并进而博取名望和禄位。尽管名门望族未必会与社会财富划等号,但是其社会影响力是很大的。卢生,虽穷困,但终究是高门大姓出身,在相当讲究门当户对的唐代,娶到河清崔氏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卢生娶到河清崔氏后,“生大悦,由是衣装服驭,日益鲜盛。明年,举进士,登第。”可见,原来的一个落魄书生在娶到高门大户的女子做夫人后,数月之内便衣鲜光亮,出入乘车马,再不是那个穷困落寞、衣衫褴褛的穷书生了。短短时间就有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不说是姻亲的效果。而且,更多的政治利益还在后头:仅三年之后,又出典同州,为陕西牧,再次迁升为京兆尹。当然,卢生进入仕途后并非一帆风顺,他因破戎狄有功而归朝后册勋,却被当政的宰相嫉妒而遭贬官。未几又升为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十年,与中书、侍中共同执掌大政十余载,号为贤相。高官重权招来的不仅仅有阿谀逢迎和下属的攀附,还有同僚的嫉妒憎恶和来自帝王的猜忌“同列害之,复诬与边将勾结,所图不轨。下制狱。府吏引从志其门而急收之。生惶骇不测……”,欲引颈自刎,“其妻救之,获免。其罹者皆死,独生为中官保之,减罪死,投�州。”当有人故意陷害卢生想置他于死地之时,若不是有崔氏从中保全,恐怕他也得跟其他同时卷入冤案的同僚一样被诬陷致死。
在唐代,贵族妇女的社会地位是相对较高的。房玄龄妻子性妒,不许其纳妾;唐高宗显庆年前后,不少“别宅妇”出现;李林甫让女儿自己择婿;唐中宗对皇后韦氏敬畏三分;“大历以前, 士大夫之妻多妒悍者, 婢妾小不如意, 辄印面”。[6]正式宴会,妇女可以入席;妇女可以穿着男装、胡装外出活动;妇女发挥才能的机会较多,而且成为一种时代风尚等等都是妇女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表现。但是,卢生得救表面是看是其妻子多方面活动的结果,但实际上起作用的还是崔氏背后的整个崔氏家族。所以在古代,向来重视门第,甚至有些寒门子弟,为了高攀上根基深厚的高门大户而抛弃前妻再娶。正如《莺莺传》中长亭送别时,崔莺莺对张生所言:“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频寄,你却金榜无名誓不归,此一节君须记”。崔莺莺的忧虑反映出当时的士子中确有这样的人。
观唐代小说,读书人异情艳遇中的女子,从姓氏家世来看,许多也是出自名门,如张�《游仙窟》中的崔十娘、元稹《莺莺传》中的崔莺莺、白行简《李娃传》中李娃、《李章武传》中的王氏子妇、李朝威《柳毅传》中幻化成卢氏女与柳毅结婚的龙女等。[6]贫寒的士人一旦娶了名门闺秀,与豪门望族结为亲戚,就能扯着裙带步步攀升的事例并不少。皇甫氏《原化记•胡芦生》中科举士子荥阳郑子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荥阳郑子为什么愿意娶寡居的韦氏女?而且娶到寡居的韦氏女之后还暗暗庆幸?其五从姑一语道破了个中原委:“郎即未宦,若能就此亲,便赴官任。”除了沈既济《枕中记》中的卢生外,任蕃《樱桃青衣》里的落第举子卢生也梦见自己娶了郑氏女,其厚禄显爵无不是与裙带婚姻相伴而行的;《南柯太守传》中的淳于棼,也是借助自己与槐安国公主的婚姻才得到出将入相的富贵荣华;而当婚姻于仕途无补时,即便爱情再美好,唐代的读书人有时也会弃之不顾,比如《莺莺传》的张生就是这样。张生不是不爱风华绝代、貌美温柔的莺莺,但是为宰相的莺莺父亲已逝,崔氏无力助张生在仕途上飞黄腾达。所以,两人不是以大团圆告终,崔莺莺终落得个始乱终弃的结局。
唐代帝王曾经几次修订《氏族志》,旨在抬高王室的社会地位,贬抑山东高门。但是,仍然不能阻止大臣们攀附山东的高门大户。因为与山东旧族联姻可以提高个人身份及家庭的地位,所以宰相、大臣乐此不疲。《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关东魏、齐旧姓,虽皆沦替,犹相矜尚,自为婚姻。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陇西李等七家,不得相与为婚。” 李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一怒之下,奏请高宗下诏禁止陇西、赵郡二李、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河清、博陵二崔等七家相互为婚。
生活在阶级社会中的个人,他们的个性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唐代社会重门第,士子与高门大户结成姻亲更容易进入仕途,高门望族的女儿特别是“五姓女”,自然成了唐代科举士子婚娶时的首选对象。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沈既济传.新唐书.上海:中华书局.1956年版.
[3]鲁迅较录.唐宋传奇集.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
[4]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5]汪玢玲.中国婚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张友鹤.唐宋传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