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解放战争时期第三条道路的破产及启示
时间：2021-02-18 07:59:5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文章分析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三条道路活跃的原因、其政治主张以及是怎样从喧嚣一时到走向破产的，并根据此史实分析了其留下的启示，尤其重在其现实性。
关键词：解放战争时期 第三条道路 破产 启示
第三条道路又称作中间路线，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势力尖锐对立、斗争的形势下，一些资产阶级人物如：章伯钧、李济深、黄炎培等人所倡导的一条政治路线。他们宣称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道路又反对共产党的革命道路，要走一条在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主张通过和平改良的办法，在国内实现民主自由，在国际上兼亲美苏。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幻想“达到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来转移政权”的“和平革命”的目的。[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实质就是通过和平改良的道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虽然在其各自的党派成立时就积极倡导在中国走第三条道路，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奔走，但其最活跃、活动最频繁是在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第三条道路活跃的原因
早在各民主党派建立初期，就有人倡导第三条道路。如：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就曾提出独立路线，进行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等主张。当中国革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第三条道路一时间十分活跃，得到了顶点。那么，是什么原因使第三条道路在此时如此活跃呢？
1、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提到各阶级面前。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企图以改良的方式“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制定了一个所谓中国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完整方案，并为此阶级奔走宣传，使第三条道路一时间活跃起来。
2、抗战胜利后，国内出现的暂时和平局面以及国民党、共产党力量相对均衡的情况使第三条道路活跃起来。抗战胜利后，民主党派中的少数人对于战后国共两党在力量对比上的某种均衡状态，对于蒋介石策划的和平假象和共产党争取和平建国方针而导致的国内暂时和平局面的出现，做出了错误分析和判断，认为民主党派可以利用国共矛盾相互制约，在和平的环境中，实现其民主国家的理想。于是，他们便开始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使第三条道路一时间活跃起来。
3、抗战胜利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壮大，客观上形成了民主党派在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方面”政治势力，是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了一定的影响和发言权。随着民主党派力量的发展，其中一些人便自恃力量强大，自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将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认为“没有强大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便不能合理的解决当前的政治问题”。[2]于是，他们便极力宣传第三条道路并进行广泛活动，因而在此时出现了第三条道路一度活跃的局面。
二、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
解放战争时期，倡导第三条道路的党派很多，如：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乡村建设派等。尽管其有些具体的政治主张不同，但在走第三条道路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基本上是相同的。
1、在政治上，都主张以英、美为楷模，提出了政治民主化主张，要求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实行多党议会制。民盟一大提出建立“十足道地”的中国型民主，就是要仿效和学习英美议会制的政治制度。它的基本内容是“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由此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所主张的民主政治还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3]
2、在经济上，都主张实行经济民主化。首先，主张建立新资本主义。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帝国主义阶段所暴露的种种弱点，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危机，它主张对英美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提出中国在政治上多采用英美议会制，经济上多采用苏联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这就是所谓“既非国民党的路线，亦非共产党的路线；既非英美的路线，亦非苏联的路线”，“即所谓的第三条路线”或“中间路线”。[4]其次，它反对彻底的土地改革，反对共产党用斗争的方法平分土地，要求用和平购买土地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第三，它主张依靠外国力量发展中国工业，强调无论发展工业、改良农业，还是兴修水利、改革币制等都要依靠美国的经济、物质援助。
3、在军事上，它极力宣扬抽象的、超阶级的军队国家化观点，不谈蒋介石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实质，而大谈军队国家化，要还军于国，只有这样，才能使军令统一。如：民盟就曾主张全国所有军队应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国家。
4、在外交上，它主张实行兼亲美苏的路线。如：民盟一大通过的纲领就主张与美、苏、英及太平洋利益有关各国切实合作。民建也曾主张团结美、苏、英、法，以达到世界大同的终极目标。
第三条道路的这些主张带有一定的新特点，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主张还有着明显的旧民主主义性质。由于这些旧主张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其走向破产。
第三条道路的破产
一九四七年十月以后，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时期，中国革命开始了历史的转折阶段。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界限已经异常明朗化，中间势力再没有丝毫的独立余地，要么参加革命，要么附和反革命，民主党派“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的道路。” [5]所以，第三条道路的破产也就成了合乎规律的必然。
1、美蒋反动派的反动政策和政治迫害，是第三条道路破产的直接原因。一九四七年五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和某观察家的“谈话”，并以此为借口，大量绑架和逮捕民主党派成员。十月，国民党政府又强迫解散了民盟。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终于使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懂得了通过和平改良的办法来实现民主自由是不可能的，他们放弃了中间路线。这样，第三条道路就破产了。
2、中国共产党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加速了第三条道路的破产。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提出了建立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支持民主党派的民主要求。在经济上，实行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照顾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极大地团结了民主党派内部大多数中间分子。与此同时，共产党还充分发挥其革命性，对其政治上的动摇及其“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进行了严肃坦率的批评教育，指出“任何反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清除这些幻想而坚决的站到真正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 [6] 中国共产党的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加快了第三条道路破产的速度。
3、民主党派内部的斗争，使第三条道路倡导者发生了急剧分化，这是第三条道路破产的重要原因。民主党派的阶级联盟性质，导致其内部的不平衡性，出现了左中右的政治分野。民主党派内部的左翼爱国人士始终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立场，并通过长期的斗争，影响逐渐加强，形成了领导层中的核心地位。民主党派中的左翼经过历次斗争，终于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觉悟到了靠第三条道路来领导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因此，它就团结大多数成员坚决抵制和克服内部极少数右翼分子的错误倾向，保证了民主党派日益向进步和革命方向转化，抛弃了第三条道路的立场，使第三条道路走向了破产。
第三条道路的破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四、第三条道路破产的启示
1、第三条道路由喧嚣一时到快速破产表明：无论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还是现在，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都是行不通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不仅以武力侵略宰割中国，而且残酷的剥削压迫中国人民，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限制，难以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与控制。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持其统治殖民地的地位，它绝不会允许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帝国主义“一定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这就断绝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路。” [7]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外无民族独立，内无民主自由。在这样的社会里，民族资产阶级要靠改良主义方式实现政治理想，只能是一种幻想，在中国永远不会也不可能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时代条件下，资本主义道路是想不通的。历史发展到今天，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持续未变，东欧各国早在上个世纪末，社会主义制度纷纷被颠覆。这些国家局势的动荡，经济的衰退警示我们，重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安居乐业，国力蒸蒸日上，面对各种危机，都能安然化解，这都昭示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
2、第三条道路的破产向世人证明了，无论在解放前的中国还是今天的中国，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将中国引向光明。解放战争后期，尤其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后，民主党派一方面面临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却对其热情帮助和教育，在此形势下，民主党派必然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正如费孝通所说：“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唯一的历史选择，也是各民主党派的历史选择。”当前，国际风云变幻、国内改革不断深化。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没有放弃敌视、对抗甚至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不断对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鼓吹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企图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封建主义的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仍有余威，腐化和侵蚀着人们。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从根本上抵御这些不良影响，保证中国建设的正确方向。
3、各民主党派由坚持走第三条道路到坚定的与中国共产党走在一起，向世人昭示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行一党制或多党制都是行不通的。只有坚持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才能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大学编：《农工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
[2]施复亮《何谓中间派》1946年7月，上海《文汇报》
[3]《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
[4]《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
[5]《周恩来选集》上卷
[6]中国民主同盟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年）
[7]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鞍山技师学院，大学本科，高级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