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声与鼓手

咏慷

那是什么声音？奔放开朗，像山洪暴发，在峡谷间涌流不息，在天空和山野间回荡……

哦，是鼓声，是催人战斗的鼓声，是激励整个中华民族顽强不屈、抵御外侮的鼓声！

我指的是田间的诗。它们曾在城乡的街头巷尾的墙壁板报上发表，句洁行简，字字有力，像爆炒黄豆，粒粒滚烫。学贯中西的一代文坛泰斗闻一多曾在《时代的鼓手——田间》中写道：“一声声的鼓点，不只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它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这些话无疑是最准确、精当的解说。

在中华民族和全世界人民阔步走向新征途的战斗日子里，重闻当年那曾经震撼天地的鼓声，不禁又使我回想起见到鼓手田间的情景。

20世纪70年代初，我第一次叩访建国后曾担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创作部部长、文学研究室主任、《诗刊》编委，及北京市、河北省文联领导的田间和夫人——作家葛文。他们那坐落在北京市后海北沿的小四合院，从外面看并不很大——传统的老式门楼，朱红色的街门，灰色的砖墙，在夕日的余晖中显得既衰败、又冷清。院子中有几棵老树，绽出新芽。它们都是田间夫妇一道栽种的，在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中一直陪伴着主人。靠西墙处有一丛竹子，为小院增添了情趣，也显示了主人的志趣。

田间身材不高，皮肤微黑，身板挺拔，人很精神，相貌上看人也厚道。因天气较冷，他头上顶着一条像农业劳动模范陈永贵那样的白毛巾。谈话时，田间时而一副笑微微的表情，时而双目闭合，呈蓄养精神的模样。由于当时我刚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因此两人融洽地谈了许多关于创作的话题。那时国家百废待兴，田间也有许多事要做，他老是觉得时间不够用。但他对于所有求教者，都耐心地予以指导和帮助，实在令人感动。

从那之后，我开始认真地读了田间在抗日战争初期所写的诗歌。那经过浓缩、升华的炽热情绪，那高度集中的准确，那短促、简练、朴实、明朗、有独特个性的语言，仿佛黄钟大吕，使我感奋，使我产生逆境中奋勇搏击的力量！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诗人没有半点犹豫和徘徊，走出亭子间，最迅速、最果敢、最坚决地投身抗日战争前线。他用诗作枪刺、作战鼓，奋不顾身，冲锋在前。

于是，历史上留下了那沉甸甸的诗页，使我们这些后人在几十年后，还能仿佛重见那远去的烽火岁月，重见烽火中诗人矫健的身影。在火光中、在刀影里，诗人怒发冲冠、满面赤红，倾一腔热血擂鼓呐喊。如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义勇军》《给战斗者》等都是寥寥数句，就勾勒出一幅色彩丰富、意境深远的画面，字里行间散发着泥土的芳香与战斗者的火热情怀。使人们仿佛看到了抗联战士枪刺上闪亮的寒光。

田间在诗中没有过多地表现趴下的中国人，而是有力地表现了站着的中国人。的确，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面对残忍的野兽，没有趴下，而是挺起了不屈的脊梁。

我从田间的这些诗中看到：中国人民面对强暴，不但奋起抗争，而且视死如归。它和鲁迅早期的文学创作有了根本的不同。鲁迅早期的文学创作正如毛泽东曾在给周扬的信中指出的：“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其实，这个偏向在其后期创作中已被克服。1934年，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不但深刻指出两种中国文学的存在，而且区分了两种中国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同时要求“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因此，田间的诗歌创作无疑代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进步方向。

我以为，一个诗人能在决定全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战争中发挥如斯的巨大作用，无论他的生命里程有多长，也无论他今后还写出过什么样的作品，都尽可无愧无悔地说：足矣！

田间聊起当年解放区把诗篇写在墙壁上，写在岩石和大树上的“街头诗”运动，明显十分兴奋，坦言自己诗歌最辉煌、最有价值的时期就是那个时期。看得出他对那种难得的生活状态依旧充满着向往。

也就是从那以后，我便常到诗人家那个僻静的沿湖小院，与他谈诗论诗。我渐渐得知，田间本名童天鉴，出生在安徽无为县羊山脚下。他17岁考上光华大学政治系，把怀揣来的作品天女散花一样在上海报刊发表，引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注意——胡风赞赏他敏锐的感觉力和奔放的想象力;茅盾写了评论文章，称其“完全摆脱新诗已有的形式的束缚”。田间1933年加入“左联”，并参加了“左联”刊物《文学丛报》和《新诗歌》的编辑。同时也引起反动当局的警觉，被列入搜捕名单，不得不亡命日本投奔郭沫若。不久，“七七事变”发生，田间与郭沫若同船回国，应茅盾之邀，奔赴武汉。武昌艺专十平方米的收发室，住着“诗坛三星”中的两星，一头住着艾青夫妻，一头住着田间，中间拉了一道布帘。两位诗人亲密无间。在上海时，田间曾出资为艾青出版诗集。艾青看了田间墨迹未干的《给战斗者》，兴奋不已，说：“赶快送给胡风主编的《十月》，他没说错，你就是第一个喊出民族革命的战争的诗人！”闻一多亲自登台朗誦，并称田间是“时代的鼓手”。1938年2月，田间与萧军、萧红、聂绀弩到达山西临汾，参加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脱下西装，换上八路军的灰制服。不久又奔赴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柯仲平一道发起著名的“街头诗运动”，使难以数计的诗遍布山崖、墙壁，为动员群众、鼓舞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1938年，党又派田间到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当记者，他高高兴兴地去了，和根据地的普通农民一样，夏天穿粗布便衣，冬天穿灰棉袄戴毡帽，常常烟袋锅一拿就和农民、战士一道去地边唠嗑。有时没有烟丝，他们就弄点儿焦干的叶子捣碎了抽;饿了就从地里挖些遗落的地瓜和蔓菁煮着吃。晚上，田间常常是就着小油灯或烛光如豆的光亮，在炕沿、门槛、树墩、砖头上就写开了诗歌和战地通讯。在“百团大战”等前沿阵地，田间不仅听到许多、看到许多，而且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

田间还谈到，他1943年春响应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中提出的文艺工作者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的号召，和新婚妻子葛文一同到山西盂平县做基层工作，曾任县委宣传部长、雁北地委秘书长、张家口市委宣传部长，都是正职、实职。当时作家孙犁送的新婚贺礼是一块翠蓝色的麻绸布，葛文将其做成内衣，穿在军衣里面。夫妇二人住在老乡家，晚上在房顶上和房东聊天，常吃的是豆角玉米面饼子，遇到敌人扫荡，便撤到村外和老乡们一块儿睡在用稻草搭起的小窝铺里，英勇机智地和鬼子展开斗争。葛文曾在一篇名叫《上路》的散文中动情地描绘了这段斗争和生活。写田间如何与群众在一起埋地雷、打鬼子、办识字组和通讯班、扭秧歌、搞会演……感情和群众完全融合在一起。这之后，他采用群众语言，探索民族形式，创作出《盂平英雄歌》《戎冠秀》《赶车传》等受到群众欢迎的作品。葛文写道：“此时，田间进行创作已经十年之久，并且已经产生了为人民传诵的诗章《给战斗者》等好作品。但是，他常说，‘我真正走上文学之路，是从1943年到基层担任实际工作才开始的。”

战争年代的“官”都是要真刀真枪、出生入死干的。由于田间身先士卒，有勇有谋，因此深得贺龙、聂荣臻、萧克、杨成武等高级将领的赏识，结下生死之交。陈庄战斗中，贺龙送给他一支手枪，一件缺一只袖筒的日本军大衣。1944年冬，“西北战地服务团”受命回延安，邵子南、孙犁绕道盂平约他同往，田间说：“不行，在这里几年，和群众已结成骨肉之情，难分难舍啊！”遂把大衣转送给孙犁。后来延安发大水，冲坏窑洞，这件大衣被洪水冲走。后来每次提及，孙犁都感到十分惋惜。孙犁曾说：“田间是一个勇敢的、真诚的、日以继夜、战斗不息的战士。”“他成名很早，好像还没有领会人情世故，就出名了，他像一个孩子。”田间的确十分单纯，不善言谈，与人为善。

田间1941年兼任晋察冀文协副主任，还是北方局文委委员、边区参议员。1946年和行署主任杨耕田一同当选过抗日根据地“国大代表”。这等显赫的经历，在战争年代的诗人中是绝无仅有的。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因艾青被错划为“右派”，臧克家属于“民主人士”，周扬等文学界领导把田间奉为中国诗坛一面大旗，自有其道理。在外交空间有限时，他屡屡受命出访亚洲、苏联和东欧，代表中国诗人参加亚非作家会议，作品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成为各国汉学家关注最多的一位中国当代诗人。

田间跟我也谈到“上路”一词：“上路，就是深入生活，要不然很难说走上文学之路。这是从我个人来说，不能强求一律。不如此，民族化、革命化、群众化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三个化都是很重要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群众化的问题。群众化问题解决了，民族化好办;不采用群众语言，不用群众感情，不用群众事件，哪还有什么民族化可言谈？”

当然，我也渐渐得知，田间因为受胡风冤案的牵扯，再加上“丁陈反党集团”的风波，两项压力使他感到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遂曾跳后海自杀，幸获救得存。因此事震惊有关领导，使公布那批包括田间在内的批判名单刹了车。

田间对诗歌的激情、执着、敏锐与创造力，一直到晚年都没有衰退。他在疾病缠身时，还曾对我说过：“计划创办一个专门登诗的刊物，可以没有稿费，只是为了使诗人们有一个发表作品的园地。”

田间还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搞创作不要迷信什么‘大家，其实《雷锋日记》也可以说是很好的文学作品。再有就是不要只局限于写诗，可以像魏巍同志那样当既能写诗，又能写散文、小说的多面手。”

大约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开始写诗并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同时也写散文、报告文学和小说，完全是用业余时间开始了另一种毫不轻松的队列生活和创造性劳动，力求作出一份额外的奉献。

《河北文学》刚复刊时，我寄去一组《诗传单》。田间特意给我写信，表示自己也极想能写出这样战斗性很强的短诗。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是工作在部队基层，从当战士起步，先后担任过班长、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副教导员、教导员、政治处主任……基层生活自然紧张，“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但一直未断了读书、习作。

记得我每逢带领工作条件很艰苦的架设连队外出施工回来，常常也同时带回一篇或几篇作品，那都是在山村老乡家的煤油灯下写出来的。

田间始终遵循毛泽东主席的意见，特别倡导诗歌的民族传统。

我也结合部队工作的特点，着意用心学习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歌传统。

由于幼年和童年时期的生活体验和感情积累，总仿佛一盏晶莹明澈的灯光，日夜回照着我的心灵，遂历时数年，写出讴歌人民教师英雄形象的民歌体长篇叙事诗《二月兰》。诗人田间读后，十分赞赏，并最早推荐给有关出版社。但当这朵小花灿然开放时，他已经在给历史留下永远不会消失的时代鼓声之后，永远地离开了人们。

1990年这部长诗有幸出版前，我不由得想起了田间在抗日战争中擂响“鼓点”时所在的晋察冀边区那二月兰绽放的广袤山野。于是，我把作品呈送给当年这块英雄土地的老领导聂荣臻元帅和开国中将孙毅、王宗槐等老前辈。

诗作，或许也撼动了老人们的心。聂荣臻元帅读后泼墨题词“继往开来”。孙毅老将军则撰写了序言，并约上王宗槐等老战友，在他华嘉胡同的家中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诗歌作品讨论会。

著名诗人周鹤在《解放军报》发表的评论《真与情的凝结》中说：“读后，像有一种不能忘却的旧情又涌上心头，也像又闻到山野二月兰扑鼻的清香，有一种醉人的亲切感，它是一部饱含真情的好作品。”“时代在前进，诗的表现形式也必须前进。我们不能仅仅是继承传统，也不能不讲或不屑于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创新。前几年诗歌界卷起过一阵波澜，对诗歌采取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民歌体的诗歌几近绝迹。有人说，这是诗歌道路上一段迷惘的历程。如果这种说法有道理的话，那么《二月兰》的出现，似乎也是从迷惘中有所醒悟的一个信号……诗坛上应该有它引人注目的位置。”我想，诗人田间如果还活着，肯定也会这样说的。

如今，田间家迎门处那座小小的影壁上，镌刻着田间的诗句：“滹沱河上柳，高枝悬北斗，军民一家人，鱼水情不朽。”令我回味起，田间是在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迎接着客人。

我们追寻田间，怀念田间，是因为他是一个革命者，为我们留下了如今社会已经丢弃与被许多人不屑的东西。田间的葬礼在八宝山举行，来了许多将军，杨成武、萧克、孙毅、魏巍，也来了许多文人。军界对这位抗日战士的追思是真诚的。作为一个诗人，他摈弃了无病呻吟;作为一个文艺领域的领导者，他遠离了权欲与沽名钓誉。一个人无论以什么为职业，都必须有人的尊严与品格，否则便一文不值。正如一尊高大神气的雪人，外表虽然罩着华丽的服饰，然而在温暖的阳光下定然难逃轰然倒塌的命运。我们在审视经济发展与初步繁荣的同时，更要关注人文道德，因为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人正在逐步放弃那些看来有些“古老”的准则，譬如正直、真诚、纯洁、仁厚、无私，等等。而体现一个国家先进的标准，不仅是科学技术，更为重要的是人文素质。历史上的无数事例已经说明，一旦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道德框架被腐蚀掉，那么任何经济繁荣与科学进步都难以阻挡其最终的衰败。

我常常想，如今在中华民族经济逐步振兴的时代，我们是多么需要田间在抗日战争中擂响的那种激励人心的鼓声啊！面对前进道路上难以避免的消极现象，甚至沉渣泛起，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怎么能不呐喊？尽管，这鼓声可以是高亢的，仿佛雄鹰直插云霄;也可以是深沉的，仿佛云雾飘垂林间……但她必须是战斗的！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