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国家创新体系 及美国国家创新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发布时间：2008-10-31] [已浏览：165次] [文章来源：营口市图书馆]

　 国家创新体系：是指由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及政府等组成的网络，它能够更加有效地提升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使得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融为一体，协调发展。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来源于20世纪90年代弗里曼对日本成功经验的总结，其核心内涵是实现国家对提高全社会技术创新能力和效率的有效调控和推动、扶持与激励，以取得竞争优势。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基础成为企业、区域乃至国家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平台，因此国家创新体系既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与效率，也包括提升全社会的知识基础等重要内涵。 我国着力构筑国家创新体系

　 （2002年9月25日《中国审计报》）面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科技界将全力推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未来一个时期科技工作发展思路将重点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科技创新战略的指导思想，更加强调原始性创新，力争实现科技的跨越式发展。进入新世纪，国际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原始性创新已经成为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分水岭，成为决定国际产业分工地位的基础条件。强调自主创新，要正确处理自主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的关系。经验告诉我们，战略技术、核心技术是引进不来的，只能下决心自主创新；引进的目的是为了消化吸收和在更高的层次上自主创新、实现跨越。

　　——围绕构建技术支持体系，进一步调整科技力量布局结构，构建互动有效的国家研发体系。加速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进程；加强新兴产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大力扶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组织企业联合共建一批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开发基地。

　　——在科技创新的管理体制上，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人才问题特别是尖子人才对于创新的极端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当前，关键是要完善和实施以人为本的若干重大政策，力争在科研院所人事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科研评价和奖励制度、各种创新创业产权激励政策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切实推进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继续支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设，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引导和调控作用，把地区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形成一个局部优化的产业化软硬环境，显得格外重要。

　 ——进一步扩大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与合作，建设与世界科技发展密切交流的渠道体系。开放是科技创新的灵魂。科学技术更大的开放意味着不同学术思想、学科更多的交流和碰撞，对多学科的发展有着决定性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多渠道开展与世界科技发展的交流与合作，增强吸收和享用全球科学技术知识的能力。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全面推进

　 2002年，全国科技界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各级科技管理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团结奋斗、锐意创新，各项科技工作取得新的突破。人才、专利和技术标准三大战略全面实施，成为全国科技界自觉的行动。十二个重大科技专项顺利推进，取得了一批阶段性成果。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高新技术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改善对外贸易结构方面的作用更加显著。

　全国科技投入不断增长，研究与开发(R＆D)经费支出首次突破1000亿元台阶，R＆D占GDP的比重达到1.1%的历史最高水平，其中企业研发支出的比重达到64.7%，成为R＆D活动中较为稳定的投资主体。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体制和政策环境正得到改善，一个全国科技界协同努力、各部门密切配合、各地方全面参与的科技工作新局面正在形成。

　 进入新的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和科技竞争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科技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为了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科技界的使命，科技部提出对未来一个时期科技工作发展的思路进行必要的调整。一是调整科技创新战略的指导思想，更加强调原始性创新，力争实现科学技术发展的跨越；二是调整科技创新的理念和管理体制，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三是调整科技创新的工作方针，下决心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四是调整科技创新的模式，更加强调各种技术的集成，强调在集成的基础上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五是调整科技创新的政策对象，在注重科研院所的同时，更加强调调动和组织全社会的科技力量。这一工作思路的调整，迅速在全国科技界形成了共识，并且通过实施人才、专利和技术标准战略，启动重大科技专项等行动得到了具体实践。

　 加强原始性创新初见成效

　 经过广大科技人员的不懈探索，特别是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高校211工程等的实施，2002年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原始性创新成果。在信息技术领域，CPU设计技术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制呈现群体突破态势，“龙芯”系列64位通用芯片、多媒体专用CPU方舟3号等相继研制成功，为我国结束信息产品“无芯”的历史迈出了坚实步伐。我国自主开发的三维CAD软件成功用于新一代战机研制，使其研发周期缩短将近一半，并且实现了100%的无纸化设计。联想万亿次计算机研制成功，打破了长期以来国外企业对我国高性能计算机市场的垄断。采用深亚微米CMOS工艺研制的光集成芯片，最高数据传输速率可达10Gb/s，进入世界前列。在生物研究领域，随着水稻第四号染色体全序列测序工作的完成和疾病功能基因组等专项的实施，一批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长远影响的生物研究创新成果陆续形成。在航天研究领域，“神舟”四号飞船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取得了实质性突破，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飞天梦想很快会成为现实。在能源研究领域，煤间接液化合成油技术课题在浆态床反应器的催化剂和工艺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千吨级中试装置全系统已经打通。在核聚变研究领域，中国环流器二号A装置开始了首次运行，使我国迈进世界核聚变研究大国行列。在地球科学研究领域，我国科学家发现的“中华神州鸟”化石不仅为鸟类的恐龙起源学说提供了关键性证据，而且动摇了德国140多年来独家拥有最原始的初鸟类化石的垄断地位，对研究地球生命进化史提供了重大帮助。

　 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是我国科技发展从以跟踪为主向以自主创新为主转变的重要标志。经过一年来的艰苦努力，重大专项总体进展顺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众志”CPU系统开发取得重大突破；功能基因组和生物芯片专项在国际上率先完成水稻基因组测序工作；电动汽车专项30千瓦和50千瓦新一代燃料电池发动机、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及控制、整车设计开发等取得了重大进展。国家信息安全应用示范在上海已经取得关键技术突破；农产品深加工专项已完成年产3000吨湿法变性淀粉生产示范线；食品安全专项完成的禽流感、新城疫快速检测技术获得重大突破，使过去用常规方法检测病毒的时间由21天缩短为4小时左右，灵敏度大为提高。截止到2002年10月，重大专项已申请专利170项，其中发明专利67项，实用新型专利103项。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在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领域，中国科学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科技体制改革继续深入

　 一年来，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大力协作，紧密配合，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针对离退休人员待遇问题，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科技部等联合发出《关于转制科研机构和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转制前离退休人员待遇调整等问题的通知》，使转制前离退休人员调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针对企业股权激励问题，财政部、科技部《关于在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股权激励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可从近三年税后利润形成的净资产增值中，拿出35%用于激励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针对开发类院所企业化转制后面临的产权结构问题，由国务院体改办牵头，会同科技部、财政部和国家经贸委共同研究形成了《关于深化转制科研机构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经国务院批准后将正式施行。

　 经过近年来的改革实践，我国科技结构和力量布局趋于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应用型科研机构的创新能力和活力显著提高。根据去年的专项调研显示，转制科研机构普遍发生了重大变化：科技产业蓬勃发展，创新的战略意识增强，科研投入逐年增长，人才队伍在竞争流动中保持稳定，部分转制前困难较大的科研机构获得新的生机。第二，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得到切实加强。国土资源部等四个部门所属98个科研机构通过改革试点，大幅度调整学科结构，普遍实行竞聘上岗、公开招聘，骨干人员的待遇得到大幅度提高。国家对改革后按非营利机构管理的公益类研究院所大幅度提高投入强度，人均事业费由过去每年1.5万元左右提高到目前人均4万元以上。第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迅速发展，一批专业化服务水平高、组织协调能力强的骨干科技中介机构，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服务能力，带动中介服务机构整体水平的提升。目前全国大中城市已有各类科技中介机构6万多个，从业人员110多万人。

　 科技进步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更加突出

　 在农业科技发展方面，科技部把推动农业及社会发展工作作为全局工作的重点，大幅度增加了对农业及社会发展领域科技工作的投入，仅农业科技投入就由“九五”期间的20亿元增加到“十五”期间的80亿元。以农产品深加工为切入点，加大农业科技攻关的实施力度和成果转化工作的力度。以西部地区和企业为重点，充分发挥成果转化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调整星火计划战略目标和实施重点，加大星火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和劳动技能；培育星火科技创新型龙头企业和外向型企业，促进星火小城镇、星火技术密集区和星火产业带的建设，推动星火西进和星火国际化。把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作为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创新，在西北地区启动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启动第二批15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试点工作，扩大农村信息化工作试点和覆盖面。这一切都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在社会科技发展方面，制定并颁布了《可持续发展科技纲要》(2001-2010年)，与国家计委等八部门共同完成了2002-2010年《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发展科技工作的若干意见》和《2001-2002年国家社会发展科技指导计划》。其中《中药现代化纲要》已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成为我国第一部中药现代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我们还积极开展有关资源环境领域的技术政策和技术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会同国家经贸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编制并发布了2002-2010年《医药科学技术政策》。社会发展领域科技攻关及863计划也已取得了一批阶段性成果。

　 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方面，积极推动国家高新区“二次创业”。起草了《关于国家高新区“二次创业”的指导意见》，开展了推进高新区立法、信用评估体系、知识产权保护、ISO14000环境认证示范及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通过发行高新区企业债券，为高新区发展开辟融资渠道。积极推动运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在全国27个省市、46个中心城市和近2000个企业全面启动和实施了制造业信息化工程。智能交通、电子商务、清洁能源等一批针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重大项目也全面启动。充分发挥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的引导性作用，带动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达15%左右，高新区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幅高于全国工业增长幅度10个百分点以上，对外贸易出口增长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带动作用更加显著。去年1到10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值528亿美元，占全部出口商品的20.1%，同比增长44.7%。

　 科技工作大联合、大协作的新局面逐步形成

　 去年以来，科技部积极加强对地方科技工作的支持和引导。863攻关计划每年共安排1亿元左右支持地方的引导项目。设立了奥运科技行动专项、西部科技开发专项、三峡科技专项、辽宁阜新转型试点工作专项、沈阳市高新技术改造传统装备制造业示范工程等。杨凌农业高技术产业示范区、绵阳科技城、中药产业化基地等的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推动作用。围绕实施三大战略和重大科技专项，各地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上海市“启明星计划”共投入832万元，支持青年科技人员进行创新研究。河南省设立专利申请资助资金，出台了地方专利申请资助资金管理办法和试行条例，对发明专利的申请、审查、维持、代理等费用予以资助。陕西省专门安排近400万元用于支持技术标准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农业技术标准制订和示范工作，广州市开展了都市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技术标准研究。沈阳市实施装备制造企业信息化等12个重大专项，给予3000多万元资金支持。内蒙古自治区在生物技术等领域选择17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达2亿元。在西部大开发科技工作中，实施缩小“数字鸿沟”西部行动、西部新材料行动、西部新能源行动和西部生产力促进行动，得到了西部12个省、区、市的热烈响应，预计将拉动地方投入40亿元。2002年地方科技工作的空前繁荣与活跃，成为全国科技工作最令人鼓舞的成果之一。

　 此外，行业科技工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特别是行业科技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初步形成了适应市场机制和科技发展需求的布局和机制，初步建立了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开放型行业科技进步体系。行业协会在行业技术政策、重大科技项目、技术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组织和服务中，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主导作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取得明显成效，全院各试点单位全面实行“全员聘用合同制”，取消了传统的技术职称评定制度，绝大部分试点单位实行了体现绩效优先原则的“基本工资、岗位津贴、绩效奖励”分配制度，加大了对青年科技人才遴选、引进、培养与使用工作的力度，确定了促进创新、择优支持、鼓励竞争、优化配置的原则，为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中国工程院作为国家工程技术最高咨询机构，组织院士深入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一线进行咨询，开展“企业技术创新院士行”活动，开展工程科技领域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在决策咨询上起着日益重要和显著的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初步形成了以学科建设为横向布局，以优先领域为纵深部署的管理模式，持续稳定支持了一支精干的研究队伍，并在大力推动和加强学科交叉研究和新兴、边缘学科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科协系统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在动员全国科技工作者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促进学术交流、开展科学普及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高等院校成为发展科技事业的生力军，培养和汇聚了一支高素质的优秀创新人才队伍，高校科技创新基地建设也在不断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网络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成为高校科研工作的重要依托，一批具有较强科研能力和综合实力的研究型大学正逐步形成，大学科技园在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回顾过去一年来的工作，人们突出地感到，科技工作必须寻求全社会的大力协同与联合。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营造良好创新环境，都不是哪一家能够包办的。正如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1月6日开幕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所指出：如果说我们取得了一点成绩，也是各部门、各地方团结协作、共同努力的结果。

　 展望2003 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全面提高国家整体创新能力

　 国家创新体系是融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和创新机制于一体，在国家层次上促进全社会创新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促进创新机构之间相互协调和良性互动，充分体现国家创新意志和战略目标的系统。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是党和国家在新时期把握新机遇、迎接新挑战的基础性工作，具有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当前，“技术瓶颈”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原始性创新能力不足不利于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当代新技术革命对我国提出了严峻挑战，以信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创新能力已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创新资源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焦点。研究表明，世界科技发展的不均衡性要远大于世界经济的不均衡性，当代绝大多数领域的技术制高点被发达国家所控制。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全球R＆D投入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占86%；在国际技术贸易收支方面，高收入国家获得全球技术转让和许可收入的98%。在生物工程、药物等领域，美国、欧盟和日本拥有95%左右的专利，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仅占4～5%。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与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在科学积累和技术水平方面不仅存在着巨大差距，而且在一些重要领域的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竞争态势相当严峻。

　 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正进入新的阶段

　 面对各种新的形势和要求，我国科技创新战略需要进行重大的调整：一是调整科技创新战略的指导思想，更加强调原始性创新，力争实现科学技术发展的跨越；二是调整科技创新的管理体制，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三是调整科技创新的工作方针，下决心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四是调整科技创新模式，从注重单项技术创新转变到更加强调各种技术的集成，强调在集成基础上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五是调整科技创新的动员机制，充分调动和组织全社会各方面力量投入和支持科技创新。

　 一个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不仅来自于企业和研究机构内在活力的增加，更来自于科学的制度安排和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当前，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将进入到在国家层次上进行整体设计、系统推进的新阶段。发展环境的变化，要求我们在多年来改革与发展的基础上，以增强国家整体创新能力为目标，加速建立一个既能够发挥市场作用，又能够根据国家战略有效动员和组织创新资源，既能够激发创新行为主体自身活力，又能够实现系统各部分有效整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政府将发挥更加积极和有效的作用，产学研的结合更加紧密和协调，社会资源将得到更加广泛和充分的利用，体系的对外开放程度更为扩展和延伸。根据这一思路，新时期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应具有三个突出特点：(1)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与强化政府宏观调控功能相结合；(2)激励微观创新机构自身活力与推进总体结构调整和系统整合相结合；(3)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与强调科技、教育、经济体制改革联动相结合。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是宏观调控问题。目前我国在创新活动组织、创新资源配置和创新制度供给方面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及战略协同机制。突出地表现在：一是有关部门、各地方之间在创新活动组织中彼此分割、相互脱节，重复现象仍然比较突出，无法真正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军民两大研发及产业体系之间长期处于分离状态，造成两大创新体系相当程度的割裂、封闭。一些重要的研究开发活动往往在军民两个体系间重复进行，不适应当今军民技术日趋融合、高新技术两用化的趋势。

　 二是创新体系结构问题。目前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结构总体上趋于优化，但创新机构之间相互作用的网络体系远未形成。同时，我国国家创新体系还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结构性缺陷亟待加以弥补和完善。一是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大中型工业企业约有一半的企业没有技术开发活动，40%左右的企业研发机构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众多中小企业难以获得必要的技术支持。二是公益性科研机构和力量相对薄弱的问题十分突出。农业、卫生与健康、资源与环境、标准等领域的公益性研究，都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三是中介服务机构不健全的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有关科技中介服务的法律法规不健全，针对中介机构的综合性指导意见和扶持性、规范性政策几乎空白。一些中介机构服务能力不足，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经济欠发达地区中介服务机构发展更为滞后。

　 现阶段主要任务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到2010年，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国家创新体系，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创新体制和创新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国家重点科研基地建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重点领域的原始性创新能力实现大的飞跃。到202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国家科技竞争力进入世界前列。

　 未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要着重发挥科研机构和大学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核心作用。建立以公益类院所为主体的国家公共科技供给和服务体系。加强中国科学院创新能力的建设。要通过进一步推进和深化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科研院所管理制度，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形成一支精干、高效的科学研究队伍，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基地、培养造就高级科技人才的基地和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其主要功能是紧紧围绕国家战略目标，承担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工作，并与企业、大学及其他科研机构形成相互开放、分工合理的结构布局，在国家层次上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创新成果的充分利用。进一步发挥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未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大学应继续深化科研体制改革，重点开展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同时还应新建和组建一批多学科交叉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围绕国家目标的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并向社会提供公共科技产品及服务。通过联合承担国家科研任务和开放实验室等，加强与科研机构之间的结合。通过加强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建设，大力培养优秀创新人才，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的深入融合。此外，大学还应当成为区域研究开发中心，并不断通过向产业的技术转移和扩散，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同时，要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已进入创新主导的发展过程，企业发展将由重点提高生产能力转向重点提高创新能力，企业技术需求和技术投资能力也大大提高。因此，国家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为各种类型的企业提供公平有效的创新支持，真正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企业应当成为技术创新投入和组织的主体，在全社会R＆D投入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并利用和集成企业内外的各种要素和资源，解决企业乃至行业发展中的重大技术性问题。当前的重点工作应当是：进一步加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机构和能力的建设，发展以企业为主导的工程技术中心，引导企业调整、制订创新发展战略，加大对创新的投入；进一步发挥民营企业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方面的积极作用，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家和地方重大科技计划；进一步引导转制科研机构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增强持续创新能力，在相应产业领域发挥先导和支撑作用；进一步鼓励外资企业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开展本土化的创新活动。同时大力促进产学研的结合与互动，支持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通过共同建立实验室或研发机构、共同承担国家任务等形式，加强多种形式的合作研究，推动企业广泛建立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

　美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创新环境。其中大学和其他知识生产机构发挥的作用更大；地方、地区和联邦政府更加积极制订产业政策；国际机构和多国机构也参与进来；甚至老资格的大型企业也正在调整开发技术的方式，采取合纵联横的战略联盟开发和推出新产品；产业界的产品和工艺创新得到技术科学创新的补充和支持；发源于学术界并受到政府政策鼓励的新技术领域如生物技术和替代能源技术已成为创新的源泉；以产业和大学为基础的创新代表了经济成长的阶段，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战略，即目前高技术行业的发展与19世纪得益于英国和德国大学里的科学研究而发展起来的化学和电机工业的情况一样；虽然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很早以前就被纳入了大型企业，但它们目前发展的形式值得注意；一些以科学为基础的新技术的出现，加上老技术改造的需要，又提出了关于创新源泉和传播问题等。

　　在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现在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由于创新进程在发展中有许多跨越国家边界的地区之间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所以，国家创新体系已经地区化和国际化。尽管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企业正逐步采用合并和合资的企业经营模式，这三国仍在考虑联合创新倡议的问题。

　　国家创新体系与地区和国际创新体系之间相辅相成。在地区层次，新英格兰地区创新体系“128公路”随首麻省理工学院的创建发源于19世纪中叶。在国际和多国层次，联合国、经合组织、世界银行、欧盟都制订了协助经济发展的计划，并通过协调官产学关系来实现目标。

　　1.三线螺旋体

　　公共、私人、学术这三个行业相互交织作用，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这个三线螺旋体的发展涉及到四个方面。第一，每条螺旋线内部的改革，如企业通过战略联盟发展相互关系，或各大学在促进经济发展的使命方面达成共识。第二，螺旋线之间的相互影响，如美国联邦政府在1980年贝赫-多尔法案中制订间接产业政策时的作用，或州政府在制订政策和计划鼓励大学与产业界建立联系中的作用。第三，根据这三条螺旋线的朴互作用，建立新型的三线交错重叠体，为高技术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形式。这种做法通常产生于出现经济大萧条或国际竞争加剧等危机的情况下。第四，官产学这些构面对产生它们的螺旋体本身和社会都具有循环影响。

　　2.公共行业

　　100多年前，美国政府把联邦土地拨给各州建立大学来发展主要以农业和机械科学为主的民用技术。这个土地赠予法案是美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奠定了现代美国科技发展的基础。美国从宪法中专利体系的理论基础开始，就一直鼓励技术型经济发展模式。19世纪伊利运河的修建、海岸线的测绘、内陆资源的勘探哺育了土木工程、海洋学、地质学的发展。二次大战以来，美国政府通过创建军事技术衍生公司的方式间接支持技术创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通过它的基础研究项目造就了繁荣兴旺、利润丰厚的生物技术行业。

　　针对70年代制造行业走下坡路的情况，各州政府成立了有关科学技术机构来刺激以科学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各州计划主要集中在改善各种产业和研究条件方面，如鼓励大学研究中心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技术专长、为老企业提供技术推广服务、向新企业提供风险投资基金等。所以，美国的技术政策主要反映在州

　　政府和联邦政府的研究项目计划上，反映在国家实验室与公司企业合作开展研究开发活动的框架上。

　　在这种创新环境中，州政府在80年代通过各种支持大学和企业的措施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如在宾州，本.富兰克林研究计划鼓励支持大学和企业通过合作研究加强联系。本.富兰克林还向新企业提供种子风险基金。当时，联邦政府在思想意识上还不允许直接鼓励这种联系的做法。但州政府的这种做法相当普遍，因为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是大家公认的州政府的职责之一。

　　在联邦政府层次，70年代后期，随着汽车行业和重工业长期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卡特政府提出加强政府在支持产业创新方面的作用，但遭到国会反对。国会认为政府介入等于干预市场，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在国会普遍反对的情况下，卡特政府采取了间接的创新政策。他们把目标集中在大学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所开发出来的与产业有潜在联系的项目上。这类项目是一种相对来说还未得到开发的资源，它也是联邦政府所资助的研究活动的副产品，其专利权为联邦政府拥有。这种专利权理论上对所有的人都开放，但实际上使用的人很少。因为联邦政府资助的学术研究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人们担心使用这种专利开发出技术成果后，会招来大批无法阻挡的免费搭车者。

　　为解决这种知识产权和产业创新停滞不前的问题，1980年贝赫-多尔法案规定，大学利用联邦政府资金开发出来的技术成果，其知识产权属大学所有，商品化权利也属大学。大学须负责将研究成果投入使用也成为接受联邦政府研究基金的条件之一。

　　除了技术转移方面的要求外，该法案还有一项鼓励措施，即大学可以保留出售发明和转让许可证的经济收入。贝赫-多尔法案的目的不是资助大学，而在于调整学术界与产业界的关系，使大学实验室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源泉。贝赫-多尔法案成功地鼓励了发源于大学的产业创新，大学的技术转移收入也是对创新贡献大小的一个间接指标。

　　自1980年，大学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了技术转移工作，建立技术转移办公室，聘请产业界的科学家或交给大学律师新的任务，推销教授们在研究活动中开发出来的技术。贝赫-多尔法案之前，只有几所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MIT）和斯坦福在技术转移方面比较活跃。过去十几年来，技术转移已在大学系统普遍展开。贝赫-多尔法案带来的变化是加强了大学在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大学不仅向企业转移技术，而且为自己的教研人员和学生创建新企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外，有些大学还建立了孵化器和研究园，更多地参与地区经济的活动，有些是大学自觉的行动，有些是地方政府鼓励的结果。现在，促进经济发展与教学、研究已成为大学的使命之一。

　　3.私人行业

　　在官产学相互联系的基础上正在出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稍早前，线性创新模式，即大公司实验室诞生的新发明经过各阶段的开发，最后在公司的工厂里投入生产的模式被认为是理想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创新活动不需要与外界联系，自始自终都在本系统内完成。因此，拥有研究实验室的大公司被认为是技术创新、行业扩展、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直到70年代，线性模式一直占主导地位。即使有的消费产品和环境副产品出了问题，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大公司的技术是就业增长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发动机。

　　虽然后来的创新进程中出现了学术和政府的因素，全国性大公司和跨国公司继续扮演创新组织者和技术转移载体的传统角色。但即使如此，大公司在新的创新环境中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有些大公司，如IBM和通用汽车公司着眼于长远利益，保留了大型基础研究实验室作为对国家创新体系的贡献。如IBM在超导技术和RISC技术方面取得很大进展。超导的发展导致了新企业的成立，或许还会发展成为一个新的行业，其他公司则对RISC进行了充分开发。90年代初，经济开始下滑时，许多这样的大公司缩小了实验室的规模，并要求实验室直接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服务，否则必须自筹经费。

　　面对情况的变化，大公司改变了各自为政的做法，与其他企业和国家实验室组成联合体来开发和促销技术。大公司实验室过去只为本公司服务，现在也建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跟踪大学和国家实验室的研究情况，并向其他公司出售技术。企业之间通过战略联盟或伙伴关系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它们结合各自的优势去共同研究一些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无法有效、低成本、迅速解决的问题。这种战略联盟最初的目的是完成一些单项任务，如开发一种新产品。现在逐步演变成开发一系列的相关产品，并扩展到公司的其他领域如营销、财政、采购等。总的看来，企业联盟这种形式介于合并或购并和单项交易如转让一项知识产权之间。

　　在90年代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下，各机构之间强化了联系，推动创新工作向前发展，推出新产品上市。新的创新模式打破了部门内营销、开发、研究之间的界限，也打破了部门、机构、行业之间的界限。IBM和其他公司欢迎这种模式，因为它涉及的主要不是研究开发的投入问题，而是解决了这些公司通常存在的研究开发与产品开发和市场脱节的问题。

　　4.学术界

　　今天大学里的非集权技术转移模式演化于20世纪初的研究公司。当时，这些研究公司扮演了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中介机构的角色。现在，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可以选择不同的技术转移方式，有的还经营孵化器或研究园。而当初的研究公司也脱胎换骨，大部分发展成为面向大学的风险投资企业。

　　不论是作为产业界的助手还是独立企业家，研究大学在新的创新环境中有新的作用。在这个环境中，创新不再以线性方式进行。像政府实验室和新建企业一样，大企业的研究实验室只是众多创新参与者的一员。随着冷战结束，大学所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也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变化，就像贝赫-多尔法案改变知识产权规则以进行产业政策实验一样。

　　5.新的创新政治

　　创新环境由一个地区所有可用于刺激高技术经济活动的现实或潜在资源组成。它包括政府部门、企业、大学之间的联系和它们各自内部活动的联系。许多情况下，创新环境要在高水平下运行，涉及到同行业之间以及跨行业之间必须建立新的联系，如企业间建立联合体，企业与大学间建立合同关系等，以及鼓励现有的机构发挥新的作用，如大学的技术转让和为地区经济发展服务。它还涉及到建立新的机构，如科学园和制造推广服务站去重新调整创新环境甚至增加新的环境因素。

　　DEC公司发源于MIT的一个研究项目，随后又出现了许多衍生公司，它们在五六十年代建立了微型计算机工业。30年代大萧条期间，新英格兰地区采取了以科学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创建了多所大学，生物技术就发源于其中。在美国，生物技术现在是一个产值80亿美元的行业，间接提供了10万个工作机会。它代表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行业的发展，就像1910年汽车工业发展时一样。生物行业与计算机行业相同，是一个对其它经济部门有广泛影响的独立性行业，而不是现有行业中的一个分支领域。

　　知识作为一个生产因素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他传统的因素，如土地、劳动力、资本的重要性在下降。现在美国政府采取了更为面向产业的态度。它不仅试图建立有利于商业投资的政治经济气候，而且还积极干预产品开发过程中各环节的工作，如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营销等。这种干预表示一种以政府、产业、学术关系为基础的新的合作主义形式的出现，即三线螺旋体。

　　三线螺旋体的出现可以更清楚地在有关行业领域的消沉和兴旺中反映出来。在那些变弱了的或还没有发展到足够规模而自立的行业中，政府和大学这两个因素在促进经济成长方面的作用变得非常显著。硅谷这个起源于大学和产业界的密切联系、并成为高经济发展象征的地方，最近更变得具有企业家高技术行业的特点，即远离政府。但在80年代，由于受到日本强力竞争的冲击，硅谷的半导体行业曾要求政府提供财政援助成立新的实验室，汇集企业的研究人员和学术界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并成为官产学关系为基础的创新体系的一部分。

　　克林顿政府的技术政策主要集中在促进产业界更多地获得政府科学资源，协调联邦机构的科学计划，发展政府支持科学的经济理论基础等方面。这种技术政策把产业放在优先地位，通过政府采购刺激新民用技术早期市场的发展，提供产业推广服务和其它信息传播服务，将国家实验室从军事研究转向成本共担的产业研究等。与前两届政府不同，克林顿政府意图把美国的科学政策归置在产业政策之中，以培养产业创新，并采取措施直接将政府支持的研究活动转化为经济产品。

　　这些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经济体系中军事成分改革举措的一部分。自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就具有两种不同的经济成分。一种是民用经济，或称市场经济；另一种是军事经济，完全受政府控制。促成当前美国科学政策的主要原因是发展军事经济存在着的矛盾以及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环境中，政府支持的研究工作需要更多地为民用经济做贡献。

　　冷战结束后，经济竞争代替了军事竞争，军事经济的成分逐渐减弱，美国政府的科学政策和资助政策也随之改革以解决新的产业政策问题。由于美国经济体系向军民混合型过渡，并且军事研究开发民用化，加上激烈的国际竞争，所有这些都促使美国科技政策向变成产业政策一部分的方向发展。

　　产业政策是美国军事和民用双重经济向单一混合经济过渡的产物。政府和大学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加强有助于加快走出军事经济的进程。国际经济竞争的日益加剧、军事竞争基础的消失、以及将研究资源转向产业用于发展民用经济这些因素，促进了军转民的发展。

　　这些因素也是国家实验室军转民的动力。1986年史蒂文森-怀德勒法案规定，国家实验室负有技术转移和与产业界进行合作研究的责任。研究中出现的有利于民用工业的成果应转给产业。为此，大型国家实验室纷纷成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通过合作研究开发协议与企业展开合作研究。

　　冷战后，有些国家实验室赖以生存的使命和任务已不复存在。为了维持生存，国家实验室的技术转移工作发展得很快，向产业界提供研究服务已成为有些实验室的主要任务。由于克林顿政府积极直接参与产业创新，有些原来比较小的一二千万美元的创新计划已扩展成为数亿美元的计划，如先进技术计划、技术再投资计划、军转民计划等。

　　根据这些计划，大大小小的企业联合体和大学努力进行研究促进产品开发。各行业之间由此形成的联系为造就一个包括大学、国家实验室、大公司实验室、新建公司在内的新的创新环境做好了准备。三线螺旋体中这些机构的联系不仅仅是企业间的联系，还是企业、大学间的联系，是州政府、企业、大学间的联系，是联邦政府、州政府、企业、大学间的联系。

　　许多地区性的创新体系现在也增加了政府、产业、学术的成分。在匹兹堡和宾州西部地区，形成了一股创建新高技术企业的风潮。最近，联邦政府拨出款项支持宾州西部地区的制造技术推广计划。该计划由州政府发起，旨在帮助现有企业。联邦政府的参与将大大扩展该计划服务的范围。这种联邦政府直接参与支持产业开发的做法在美国创新环境中还不多见。匹兹堡地区的新老企业具有相互建立联系的潜力，加上地方大学可以发挥作用，把政府机构及不同行业组织在一起，开创新的经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