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从做中学”教育理论

　 杜威的“从做中学”教育理论

　?现代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Dewey)以“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为依据，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举世闻名的“从做中学”的理论。在《明日之学校》一书中，他明确提出：“从做中学要比从听中学更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在杜威看来，“从做中学”充分体现了学与做的结合，也就是知与行的结合。

　一、“从做中学”的依据

　　与传统学校所采用的被动的“静坐”、“静听”方式相反，杜威明确提出“从做中学”的方式。他认为，在“教室中，……在仅是教科书和教师才有发言权的时候，那发展智慧和性格的学习便不会发生；不管学生的经验背景在某一时期是如何贫乏和微薄的，只有当有机会从其经验中作出一点贡献的时候，他才真正受到教育。”因此，正如杜威自己所说的，在他的思想发展中早就建立了一种信念，确信在所使用的方法与获得的结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和持久的联系。

　　在杜威看来，“从做中学”的提出有三个方面的依据：

　　第一、“从做中学”是儿童的自然发展进程的开始。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杜威十分清楚地写道：“在第一阶段，学生的知识表明为聪明、才力，就是做事的能力。”“人们最初的知识和最牢固地保持的知识，是关于怎样做的知识，例如怎样走路、怎样谈话、怎样读书、怎样写字、怎样溜冰、怎样骑自行车、怎样操纵机器、怎样运算、怎样赶马、怎样售货、怎样待人接物，等等。……应该认识到，自然的发展进程总是从包含着从做中学的那些情境开始。”在《哲学的改造》一书中，他又指出：“经验变成首先是做的事情。有机体决不徒然站着，一事不做。”通过“从做中学”，儿童能在自身的活动中进行学习，因而开始他的自然的发展进程；而且，只有通过这种富有成效的和创造性的运用，才能获得和牢固地掌握有价值的知识。也许在成人的心目中，儿童经常不停地活动似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杜威强调指出：当成人对于“儿童不停的活动而感到不耐烦时，就力图使他安静下来，他们不仅干扰了儿童的快乐和健康，而且把他寻求真正知识的主要途径切断了。”他认为，美国许多进步学校的实验表明，正是通过“从做中学”，儿童得到了进一步的生长和发展，获得了关于怎样做的知识。而且，随着儿童的长大和他对控制身体和环境的能力的增加，他将接触到他周围的生活中更为复杂的和理论的方面。

　　第二、“从做中学”是儿童的天然欲望的表现。

　　杜威认为，儿童身上蕴藏着充满生机的冲动，生来就有一种天然的欲望，要做事，要工作。他强调说：“现代心理学已经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的固有的本能是他学习的工具。一切本能都是通过身体表现出来的；所以抑制躯体活动的教育，就是抑制本能，因而也就是妨碍了自然的学习方法。”进步学校“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事实应用到教育中去，运用了学生的自然活动，也就是运用了自然发展的种种方法，作为培养判断力和正确思维能力的手段。这就是说，学生是从做中学的。”在杜威看来，一切有教育意义的活动，主要的动力在于儿童本能的、由冲动引起的兴趣上。在儿童本能的发展上，不仅主动的方面先于被动的方面；而且，儿童本能的力量，即实现自己的冲动的要求是压制不住的。特别应该指出，“从做中学”完全与儿童认识发展的第一阶段特征相适应。杜威曾列举这样的例子：用木块从事建筑活动的儿童，希望使他的木块越堆越高而不要倒塌，但是当积木倒塌时，他会愿意再从头开始，表现出一种要做事的强烈愿望。

　 杜威还认为，对于儿童要做事和要工作的天然欲望，教育者应该加以引导和发展。他强调说：儿童“要是看见人家做事，就要动手，最不愿意旁观。——这些天性，做教员的应该利用它做有益的事件，随机引导，让它发展起来才对。”因此，对于学校来说，“所要求的是每一个儿童应该有机会在有意义的活动中使用他的能力。”在杜威看来，如果教育者能对活动加以重视、选择和利用，以满足儿童的天然欲望，使儿童从那些真正有教育意义的活动中进行学习，那也许标志着对儿童一生有益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如果教育者忽视了，这种机会就会一去而不再来了。因此，“如果在讲课中听任教科书的摆布，甚至让教科书占据主宰地位，其结果只能使思维变得迟钝。”

　 第三、“从做中学”是儿童的真正兴趣的所在。

　杜威认为，生长中的儿童的兴趣主要是活动。对于儿童来说，重要的和最初的知识就是做事或工作的能力，因此，他对“从做中学”就会产生一种真正的兴趣，并会用一切的力量和感情去从事使他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儿童真正需要的就是自己怎样去做，怎样去探究。在《教育中的兴趣与努力》一书中，杜威强调说：“当儿童连续不断地从事任何一种不受压抑的活动时——当他们在忙碌时，他们几乎总是幸福的、高兴的——成人也是这样。一个行动过程的日益增长的生长所带来的情绪上的伴随物，开展和成就的继续不断的迅速发展，这就是幸福——精神的满足或宁静，如果强调一下，它就叫作乐趣、快乐。不论是成人还是儿童，人们都对他能做成功的事、对于他们满怀信心地进行的事和对于他们怀着取得成就的意识所从事的活动，感到兴趣。这样的幸福或兴趣……是正在发展的力量和聚精会神于所做的事的征兆。”在他看来，只要外部的压力中止了，儿童就会把他那从约束中摆脱出来的注意力转向使他感兴趣去做的事情和活动。儿童需要任何一种足以引起活动的刺激，总会问“我现在能做什么?”，对有助于生长和发展的活动有着真正的浓厚的兴趣。如果缺乏正常的做事的活动，儿童就会感到不安和烦躁。因此，要使儿童在学校的时间内保持愉快和忙碌，就必须使他们有一些事情做，而不要整天静坐在课桌旁。“当儿童需要时，就该给他活动和伸展躯体的自由，并且从早到晚都能提供真正的练习机会。这样，当听其自然时，他就不会那么过于激动兴奋，以致急躁或无目的的喧哗吵闹。”

　　在杜威领导的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中，教师也采取了“从做中学”的方式。后来，这所学校的教师梅休和爱德华兹在他们合著的《杜威学校》一书中曾作了这样的论述：“由于杜威学校组织的独特性质，这些儿童比大多数儿童有更多的机会，不仅找到每个儿童最喜欢做的或合适于做的事情，而且尽可能地找着做这些事情的机会。”“活动的逐步成长，继续的活动，扩展和成就，它们在情绪上的伴随物就是幸福感。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他们对于成功地做的事情都是感兴趣的。他们有着一种自信和成功的感觉，他们的全神贯注意味着幸福，这不是自我意识到的，而是发展中的能力的标志。”杜威在《明日之学校》一书中对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第45公立学校进行介绍时也指出：这所学校的工作几乎都是以对学生有内在意义和价值的活动为中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所学校的儿童是“从做中学”的。

　　二、“从做中学"的涵义

　　杜威认为，真正理解“从做中学”的涵义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因为“活动的概念作为一个重要的教育原则，没有什么新颖的、惊人的东西。特别是‘自我活动’观念的形式，很久以来就是最高教育理想的名称。但是，对活动的解释往往过于注重形式上的和内在固有的意义，因此，它仍旧是一个对实际没有影响的无结果的理想；有时它变成了空洞的词句，只在口头上受到尊崇。要使活动观念产生效果，我们对它的理解必须广阔到足以涵盖包括能力的生长在内的一切事情——特别是包括认清所做的事情的意义的能力。”在杜威看来，在“从做中学”时，必须排除由于外部强制或命令的行动、不能将行动的人引入未来更广阔的领域的行动以及习惯性和机械性的行动。其次，因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对做事和活动会有不同的要求，因而做事和从事活动就不能一律化。“指望一个幼小儿童从事的活动象年龄较大的儿童所从事的活动那样复杂，或者指望年龄较大的儿童所从事的活动象成人所从事的活动那样复杂，这是可笑的。”因此，只有当儿童要做的事和从事的活动具有呼唤他去做的性质或具有期待他的能力的支持的性质时，只有当困难能起激励作用而不是起使人沮丧的作用时，这种选择才是他力所能及的。

　　在论述“从做中学”的涵义时，杜威明确指出：工作是“使用中介工具或用具以达到目的”，其区别于“劳动”和“游戏”的是具有理智的特点。它“涉及一切活动，它包括使用中介的材料、用具以及使用各种有意识地用以获得结果的各种技巧。它涉及各种用工具和材料去进行的表现和建造，一切形式的艺术活动和手工活动，只要它们包括为了达到目的的有意识或深思熟虑的努力。这就是说，它们包括油画、绘画、泥塑、唱歌，只要有对工具——对实行的技巧有些有意的注意。它们包括各种手工训练、木工、金工、纺织、烹饪、缝纫等，只要这些活动包括有一个关于所要达到的结果的观念……。它们还包括要动手的科学研究，对研究材料的搜集、对器具的管理、工作进行中和记录实验情况所需的活动程序。”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杜威所提出的“从做中学”的内容具体包括3个方面：一是艺术活动，其中有油画、绘画、泥塑、唱歌等；二是手工训练，其中有木工、金工、纺织、烹饪、缝纫、园艺等；三是要动手的科学研究。因此，在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中，“做小人家、造房子、弄家务，……是每个年龄阶段的儿童感兴趣的经常反复轮换的活动。”

　　杜威还认为，“从做中学”的内容使儿童关心的并不是那些客观事实和科学定律，而是直接的材料的操作和简单能量的运用，以产生有趣的结果。正如梅休和爱德华兹在《杜威学校》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学校为提供儿童生长的经验所选择的活动应该有3个标准：首先应当是基本的，即作为基本需要的那些东西，例如吃的、穿的、住的。这类活动是真正的和没有时间性的。它们的现实性激发儿童的兴趣和努力。其次应当是简单的，例如，儿童能够重新发现、重新发明和重新建造的东西，或者现在小型的、通常的农庄提供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既引起儿童的兴趣，又在他的建造的能力范围之内。这些活动也把儿童引导到未加工的材料，这些材料必须通过儿童反复改制，才能成为他所想象的东西。第三应当是社会性的。这些活动不仅是儿童在做的时候感兴趣的东西，而且它们象征社会的情况，并包括儿童能感知和理解的种种关系。一个儿童如果没有经验到比较简单的生活舞台，就不能进入或了解现在的社会组织，正如他如果没有参与过各种比较简单的音乐的体裁就不能欣赏交响曲一样。

　　杜威又认为，教育者应该为儿童提供一个能够“从做中学”的环境，并指导儿童去选择要做的事情和要从事的活动。因此，他强调指出，实现“从做中学”，“与其说是通过专门设计来使课程更有活力和更具体，或者通过取消教科书以及师生间过去那种储水池和抽水机般的关系来达到的，不如说是通过给儿童一个充满了要做的有趣的事的环境来达到的。”因为为任何一群儿童选择作业，从儿童的环境中，从当时能够唤起他们的好奇心和兴趣的一些事物里选择作业，也是智慧的一部分。为了更清楚地表达上述的观点，杜威又列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假定有一所学校，学生在那里处在大量的材料、设备和各种工具的包围中。教师只是问他们喜欢做什么，然后告诉他们“就去做吧”，而自己既不动手，也不动脑筋。那么，学生去做什么呢?又怎样保证他们所做的事情不止于是一时的冲动和兴趣的表现呢

　　杜威告诫人们，在“从做中学”时，儿童“仅仅是去做，不管怎样生动，都是不够的。一个活动或设计当然一定是在学生的经验的范围内，并且同他们的需要相联系——这决不等于他们能够有意识地表现出的任何喜爱和愿望。……一个良好设计的检验是，它是不是足够的充分和足够的复杂，向不同的儿童要求各种不同的反应，并允许每个儿童自由地去做，而且按照自己特有的方式做出他的贡献。从教育方面来说，一个良好的活动进一步检验的标志是，它有着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幅度，为的是把一系列的努力和探究都包括在里面，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把它们包括起来，那就是每一步开辟了一个新的方面，引起新的问题，唤起对更多的知识的需要，还要在已经完成了什么并在获得知识的基础上提出下一步做什么。适应着这两种条件的各种作业活动，将必然导致不仅仅把已知的教材积累起来，而且也把它组织起来。”因此，根据“从做中学”的原理，儿童去做事和从事活动既不是出于所谓功利的原因，又不是教师为防止儿童懒散淘气而叫他做的作业或练习，更不是用来代替课本的练习。

　　三、“从做中学”在学校教育中的意义

　　看到20世纪初期美国许多进步学校根据“从做中学”的原理进行种种实验，杜威高兴地把它们称为“时代的象征”。在他看来，对于学校教育来说，“从做中学”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从做中学”体现了现代教育的特征。

　　杜威认为，传统教育是“从听中学”，那么现代教育就应该是“从做中学”。他强调指出：“学与做相结合的教育将会取代传授他人学问的被动的教育。后者再怎么好，也不过是适应封建社会的，在那种社会里大多数人必须永远温顺地服从长官的权威。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是与一个以创造和独立为原则以及每一个公民都应当投身于共同利益的事务之中的民主社会不协调的。”在杜威看来，“从做中学”将会有助于教育与生活以及学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因为它能解决现代教育上的问题，即指导儿童的观察能力，培养他对生活的兴趣，为以后更专门的学习提供经验性的材料。如果我们的教育能使儿童天生的主动倾向在工作和活动中得到充分的调动，同时注意到这些工作和活动要求儿童进行观察、获得知识和运用建设性的想象力，那么，这种教育将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教育。因此，杜威强调说：通过“从做中学”。儿童“在观察他的行动怎样改变他周围世界的时候，他认识到他自己的力量的意义和他的目的的必须考虑事物的方法。……这样的经验，在经验之内有生长，这生长和教育完全是一体的。”他甚至这样说：“儿童无数自发的活动，游戏，运动，模仿行动，甚至幼儿的显然无意义的动作，都具有教育价值，乃是教育方法的基石。”

　第二、“从做中学”有助于儿童的整体发展。

　　杜威认为，无论在身体和心理上，还是在智力和道德上，“从做中学”对儿童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他强调指出：“一切教育都能塑造智力的和道德的品质，但是这种塑造工作在于选择和调节青年天赋的活动。使它们能利用社会环境的教育。而且，这种塑造工作不只是先天活动的塑造，而是要通过活动来塑造。”在学校中，“只要身体的活动是必须学习的，它在性质上就不仅是身体的，而且是心理上的、智力上的。”梅休和爱德华兹在《杜威学校》一书中也指出：通过“从做中学”，能“使富于感情、善于思索、积极主动的儿童，成长得更有力量，更有能力，以及对自己同自然界和社会的关系更具同情的了解”。

　从身体上来说，“从做中学”不仅促使儿童的身体活动，而且也促使了儿童的手和眼的协调。杜威指出：“手和眼的训练也直接地和间接地是注意力、建造的和再生的想象力和判断力的训练。”

　　从心理上来说，“从做中学”使儿童提高了自制力和增强了自信心。杜威指出：当儿童“从做中学的时候，他精神上肉体上都在体验某种被证明对人类有重要意义的经验；他所经历的心理过程，与最早做那些事情的人所经历的心理过程完全相同。由于他做了这些事情，他明白了结果的价值，也就是说事实的价值。”在杜威看来，当儿童“从做中学”时，那些工作和活动比其他事情更能唤起并引导儿童心灵中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事情。

　　从智力上来说，“从做中学”使儿童获得了知识和锻炼了能力。当儿童去从事那些能锻炼儿童身体、提出新的问题、不断教给他新的东西的工作和活动，他的思维和智力就得到了发展。杜威指出：当儿童在“从做中学”过程中“圆满地解决那样一个问题，他就增添了知识和力量。他试验了他所学到的知识。根据用这些知识在制造世界上有用的东西来了解它们意味着什么；他以一种发展他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的方法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

　　从道德上来说，“从做中学”促使儿童更好地了解社会和培养社会性习惯，以及应付新的环境。杜威指出：在“从做中学”的时候，“对儿童的活动能力，对他在建造、制作、创造方面的能力有吸引力的每一种教学法的采用，都标志着伦理的重心从自私的吸收转移到社会性的服务上来的机会。……它不仅是智力的，在任何一位优秀的教师的手里，它易于、而且几乎是当然地有助于社会性习惯的发展。”在他看来，儿童通过自己的做，既学会了如何做，也增强了信心，又培养了社会精神，从而在面对新的环境时就会无所畏惧。

　第三、“从做中学”引起了课堂教材上的变化。

　　杜威认为，用“从做中学”替代“从听中学”，必然会促使学校课堂教材上发生变化，从而使学校的整个精神得到新生。他强调说：“这种方法能用于所有课堂教学”，但是，它要求“有更多的实际材料，更多的资料，更多的教学用具，更多做事情的机会。”在杜威看来，如果教师采用“从做中学”的方式来扩大儿童的经验，就可以大大提高教学效果。儿童在没有进学校以前所学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与他的生活有直接联系的。他怎样获得这种知识，这个问题为学校教育方法提供了线索。杜威曾举了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在一所游泳学校里，教人游泳时只是反复练习游泳所需的各种动作，而不到水里去游，因而，当人掉进水里时，其结果只能是沉下去了。

　因此，随着课堂教材上的变化以及儿童的心智在能力和知识上的生长，那些工作和活动不仅成为一种愉快的事情，而且越来越成为理解事物的媒介、工具和手段。在杜威看来，如果离开了这种工作和活动，那不仅剥夺了儿童的天赋能力，而且取消了兴趣的原则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同时也不能在经验的理智方面和实践方面之间保持平衡。

　　对于杜威所主张的“从做中学”，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确信一切真正的教育从经验中产生，一切学习都来自经验，因此，杜威提出的“从做中学”也可以称为“从经验中学”、“从活动中学”。美国教育学者范斯科德等人在《美国教育基础一社会展望》一书中指出：“杜威想要表明，个人最好是从‘做’中学，不管是学习走路、谈话、跳栏、图画，或者解决问题和形成概念，都是这样。”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胡克在《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8卷的“导言”中也这样指出：“当杜威强调从做中学的重要性时，它总是与观念的检验或实施一个计划或设计，或寻求一种方式去做某些必需的事情来完成一种作业联系起来。”但是，有学者认为：“学生们做这些事情，也不过是在把时间浪费在无足轻重的事情上罢了。”也有学者认为：“‘从做中学’这一理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表面上它保护儿童‘个人的主动性’实质上它是他们在其所经历的有限的、自发的经验过程中，顺便获得一些理论知识和科学知识。”

　　由于杜威主张的“从做中学”是以实用主义经验论和机能心理学为依据的，过分强调了工作和活动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甚至提出行动处于观念的核心，行动就是认识本身，因此，对知与行的关系的看法显然存在着一些偏颇的地方。同时，“从做中学”所强调的“做”主要是个人亲自尝试的工作和活动，仅是获得和改组个人的经验，以使儿童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得到满足，因此，在理论上也是有片面性的。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杜威主张的“从做中学”是从批判传统学校教育采用的“从听中学”出发的，强调了知与行、学与做的关系，尤其是提出学校教育中应考虑如何做的观点，确实击中了传统学校教育中所存在的一个要害问题。无论从儿童方面来看，还是从学校和社会方面来看，“从做中学”确实是含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应该而且可以采用“从做中学”的方法，更好地推动课堂教学的改革，促进儿童能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