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时间:2020-11-12 10:04:0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陈平 崔冠华
2019年9月21日至22日,中国人学学会和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举办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的发展研讨会”暨中国人学学会第二十一届年会在秦皇岛召开,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120余位老中青专家学者参加会议研讨,“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与会学者主要围绕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学蕴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观点纷呈,新意迭出。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学蕴涵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应对人类诸多共同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显而易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关注的是人类未来的共同命运,其根本指归是人的发展问题。本次会议中,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丰富的人学蕴涵。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的发展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北京大学哲学系丰子义教授指出要从人学的视角来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对于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的发展是彼此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从人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进人类发展的现实途径和重要方式,是以人为主题且服务于人类发展的,而人的发展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新理念,旨在通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世界人类的共同发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钟明华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从马克思主义视域出发,共产主义理想是實现人类解放,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而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类命运的完美实现,人类命运的最高追求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不仅关注人的发展,也关注人类命运走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也是关注人的发展和人类命运走向,是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学意蕴在于提出了观照世界的人类命运尺度。北京大学张梧博士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各国日益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势必会形成越来越多的价值共识或共同价值。从世界历史角度而言,人类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两种价值尺度,国家尺度和资本尺度。从国家尺度而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结合虽然能够形成区域之间某种程度的联合,但其局限性也决定了国与国之间最终无法结合成为共同体。从资本尺度而言,资本的发展势必会推动全球化,但同时也会引起逆全球化。在此状况之下,人们只能寄希望于第三种尺度,即人类命运的尺度。人类命运的尺度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承认人类命运纽带的客观性,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性理解为当前人类共同应对全球风险的客观事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共同命运为纽带实现了全世界人类的联结。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人类幸福共同体。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永章教授认为人类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幸福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最高层次的幸福是“人与人关系”层次上的幸福,即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只有在他人身上才能得到实现,人的劳动幸福也只有通过他人在享用其劳动产品中才能得到满足。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恰恰提供了这一可能,它把全人类联结在一起,让所有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千百万人谋福利”,从而实现了自己的真正幸福。
第四,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问题也是与会专家学者热烈关注的问题。大多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存在契合之处。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的主副逻辑理论。
首都师范大学陈新夏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理论在《共产党宣言》里有明确的表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它经历了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然的共同体”到资本主义的“虚假的共同体”,再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演进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由国家组成的人类范围的“真正的共同体”,在这个“真正的共同体”中每一个个体利益都得到了体现。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郗戈教授认为《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历史和逻辑上都具有深刻统一性。世界历史理论的“主逻辑”是资本逻辑,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推广,形成了资本生产的世界体系,进而激发了全球性的阶级斗争,从而开启了向新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进程。世界历史理论的“副逻辑”则是民族国家逻辑,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强化了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交往互动,形成了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同时也加剧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从而开启了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趋势。显然,世界历史本身就意味着人类的“相互依存性”,孕育了潜在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思想以及儒家的“君子人格”等思想。
有学者从中国古代“天下观”思想的继承和扬弃中寻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中国古代“天下观”思想是在超越种族差异和民族国家界限的基础上,试图把世界当做一个完整的政治存在而去进行治理,它所建立的天下体系实际上就是确立世界制度。这种把全世界整合为一体的思想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最初源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继承了“天下观”的理念,更进一步发展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责任精神。它不仅展现了中国建立新型国际政治关系的大国责任意识担当,也展现了中国对重建人类文明秩序的孜孜努力和不懈追求。
除了“天下观”思想之外,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秦维红副教授从儒家的君子人格、《中庸》中的“诚”、祭祀等三个维度,指出儒家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契合之处。君子人格是儒家孜孜以求和极力推崇的理想人格,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在儒家思想中君子人格表现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意旨君子不仅要注重自我品德能力修养,更要心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所强调的在实现本国自我发展的同时也要促进世界其他各国的共同发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把实现全世界发展当做更高追求。《中庸》中将“诚”看作是天道、人道的核心,是达到最高的中庸境界的基本乃至唯一途径。至诚“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也就是说,只有人类达到真正无私平等的“诚”,才能把握整个人类发展的自我命运。为了把握人类发展的自我命运,人类只能联合起来一起努力共同对抗危机和挑战,这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所在。儒家重视祭祀,认为祭祀是以人情与人心为最终关照,将人视作“生命共同体”,引导人们体悟自身生命的厚重与文明继替的责任。儒家祭祀所体现的共生性关联,其关键在于和谐,即在天地间人与万物以生命共同体的样式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的“生命共同体”的外延,它首先关注的是在天地之间人的生命体的共存共生,其次是人与万物等生命体的共存共生。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在超越民族国家利益争端的基础上,为世界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对于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与会专家学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纷纷献言献策。
第一,要客观认清当代人类生存的现实境地以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共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认为当今世界各国联系紧密,人类交往日益频繁,世界文明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同时人类又进入到风险和挑战并存的时代,发展鸿沟和贫富差距较大等问题日益发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挑战和危机的重要战略。山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张友谊教授提出当代西方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思潮泛滥,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需要辩证看待,尽管他指出了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性,但夸大了文明之间的差异。虽然世界各国之间存在文明差异,但“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
第二,要在确立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党校胡为雄教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确立起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确立人类共同价值。在确立共同价值的过程中,还要分清共同价值和普世价值的本质区别,不能将普世价值与共同价值相混淆。首都师范大学陈新夏教授认为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他指出共同体以共同利益特别是共同价值为纽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依赖共同利益,更依赖共同价值。没有共同利益就没有当前共同目标和行为,而没有共同的价值就没有长远的共同目标和行为,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环节就是构建反映所有民族国家共同利益的人类共同价值。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落脚点是建立共享机制。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云飞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建立共享机制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提供便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各国复杂的利益纠纷以及制度设立的主观性使得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制度漏洞以及人性弱点日益显现出来。建立共享机制旨在通过国内共享、国际合作共享实现多边合作共赢,消除人类发展之间的障碍。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略之一,是在平等互利合作包容原则上形成的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交往新模式。学者们普遍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人们克服阶级斗争并取得人的解放,即人的全面發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了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的人类命运关怀,以及对人发展的重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基于世界发展现实,在超越国家利益和宗教信仰等差异基础上提出的共建人类社会共同理想,把握人类命运走向,实现人类更好发展的美好追求。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桂芳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到达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现实过渡阶段,是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两者的立足点基本相同,都以建设共同体为重要抓手,以追求全人类理想社会为重要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的重要表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从现实意义上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会成为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为人类走向高度发达的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北京航天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春玺教授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的进一步联合。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利益、价值和责任的基础上,其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利益共同体阶段,人类因利益走向一起,这属于低层次、不成熟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价值共同体阶段,人类的利益和价值是合一的;第三个阶段为义利合一的阶段,是人类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阶段,人类将更多地受到道义驱使主动联结并肩负起对人类命运的共同责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的三个发展阶段促进人类一步步由简单利益联结走向深层次义利联合,促进人类社会向更高处发展。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围绕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的发展”这一主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学层面上进行了积极研讨与深入分析。最终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世界发展提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它的构建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也离不开中国智慧和中国实践,必将成为中国引领世界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鲜明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