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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哥:在沉甸甸的历史面前滑不溜手】安哥拉树皮

    时间:2019-02-14 04:21:1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八十年代中期,我还是湖北的一个中学生。那时在报上看见一幅《广州大丈夫》,印象极深,虽然我不知道世上还有摄影这门手艺,但却记住了“安哥”这个名字。等到1990年毕业到广州干新闻,便忘不了打听摄影记者安哥在哪儿,别人说他到香港《中国旅游》去工作了。不知怎的,我好像松了一口气。大约因为我有社交恐惧症,怕跟大腕打招呼,而安哥在我心目中肯定是手腕极其丰满的。后来听说安哥又回到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了,不知为何,我又紧张起来:他一回来,广州的兄弟们可怎么捞啊!后来发觉,广州的兄弟们捞得也挺好,一则江山代有人才出,二则嘛,安哥的照片虽好,但与“主旋律”相去甚远,要在主流报刊上登,嘿嘿,也不容易。后来突然见到了这位哥儿,才知道他实在太好打交道了,像个老小孩似的。他精瘦,话多,幽默。再后来,他们单位的房子与我们报社的房子挨一块去了。我们成了邻居,也成了忘年之交。回想十几年前,唉,有缘。
      说这么一段,是想说我很了解他,我可能有资格去评价他。我看了安哥最杰出的那部分照片,也曾努力地让他的照片首次展示在党报版面上。当时给他的整版照片,副标题是“谨以此老百姓的影像献给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写这句话时我是虔诚而严肃的。我觉得他准确描绘了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他描绘得细致、深入,以一个眼神、一种表情、一个姿态,反映了开放给中国百姓带来的惊诧、尴尬、兴奋和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这个版面出版之前,我还看了北京一位著名摄影记者的集子。那一些摆脱不了宣传味、公关味、政治味的照片,可能会歪曲开放史,或者说至少只能片面、浅层地反映开放历程。对比之下,我更知道了安哥的价值。
      沉下来一想,这就涉及摄影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摄影家要关注社会,是不容置疑的,关键是如何进入。
      一、 摄影师的社会身份。安哥在八十年代有点鹤立鸡群,首先是在拍摄照片的时候,不是以宣传干部、摄影家、抒情诗人等高贵的身份出现的。他是作为一个与他人分工不同的劳动者出现的。
      二、 摄影师与被摄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安哥那里,是彼此平等的。安哥好象天生就是老百姓,你让他穿龙袍,他也成不了太子。这是他天然的优势。由于这种平等,他的照片既看不到宣传官员式的俯视苍生的侵略性和控制感,也看不到萨尔加多“人文关怀”式的对对象的拔高和另一种隐含着的居高临下。他是平实的、真实的。
      三、 摄影心态。心态可以是严肃的、紧张的、凝重的、狂放的、搞笑的、等等。安哥可能是“有趣”的。他很享受摄影的过程,寻找有意思的事件,有趣的一举一动。这使他的照片获得一种独特,至少让人一眼看过有“幽默”照片的印象。
      纵观这三、四十年的历史,我有一个结论:历史是借政治家之手,沉甸甸突如其来地砸在老百姓头上的。历史的呈现,就在老百姓那被砸后的惊愕、惊慌、兴奋的表情上。安哥抄着小道,吹着口哨,带着微笑,和大伙儿一起,被砸中,同时记录!
      安哥就这样愉快地抄了历史和政治的后路。为什么他做到了这样,拥有这种轻松的心态和机智的谋略?我再讲另一个故事。
      大约两年前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五十好几的安哥骑着单车回来。有人骑摩托逆行与他发生了碰撞。还没怎么论理,那壮汉就打了过来。安哥且走且战,“突然我一个回转,一个扫堂腿,啪一声那哥们就倒在地上!本来我要赢的……”。可以想像,当时安哥的架式有点像“滑不溜手”游戏,以智取胜。只可惜从路两边杂货铺里又窜出两条汉子,三个一齐痛打安哥。“打累了就换人,打得不过瘾就退几步,冲剌!使飞腿!”几个流氓打累了才歇手,旁观人群无一上前。安哥挣扎着自己回到家里,报案,警方说:“你是记者,你都知道现在的治安状况的啦……”
      我还记得,在座的年轻记者恨得咬牙切齿。我们也是老百姓,因此也拥有打群架的权力,但就算我们为安哥报了仇,可能给安哥的家人带来更大的危害。必须指出的是,安哥讲这事的时候还笑嘻嘻的,其时离被打也就几天。他还说“这几天我在家架了个沙包,天天练,十几年不练了,功夫都生疏了……”
      对这么一个突如其来的横祸,安哥的态度是正面抗争,退而为侧面偷袭,事过之后可以一笑了之,还不忘发现其中一些有趣的细节来。我想这也是他面临整个社会变迁的态度。他本出生于北京,作为一个小靓仔,给胡志明献过鲜花;后来又度过一阵学工学农的日子,成为西双版纳的第一代知青,自称与少年的杨丽萍同台起舞过;靠照相当上中新社广东分社记者,因蒋齐生的一席演讲离开沙龙专注纪实,看过一些刘香成和马克・里布带进的画册,更大程度上因为个性而自觉地归入摄影之正宗:街头,民间……
      面对历史、人生的选择――也包含镜头的选择――有这么几种:一是向它投降,顺应潮流,当上“弄潮儿”;二是逆流抗争,始终作一个坚定的殉道者;三是躲避作一个出世的隐者;四是无处躲藏,于是小则为一口饭、大则为一个信念与命运周旋,尚可在历史的运程中生存下去,尚可发出苦恼人的笑,在哭笑不得中咂巴生活三味。大多数老百姓,尤其是市民阶层,是惯于这第四种生活的。安哥作为曾经的北京市民,经过生存考验的知青和靠相机谋生的手艺人,很自然地成为这一种人:与一般人一样的是,狡猾地面对历史,并且尽量避开历史的拳头;与一般人不同的是,咱是照相的,可以用相机反咬一口,历史要从咱眼前溜走,也没那么容易。谁跟谁呀!
      于是在虚伪、崇高、淡漠、有趣这几种生存状态中,安哥就选择了有趣地生活着。我想起了与他同是版纳知青的王小波,那也是个强调有趣、好玩的家伙,另外还有阿城。这几个人都有些类似,所谓有趣,其实是扮猪食老虎,一种机智的反抗,有时还让凶悍出拳的历史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它面临的是一群滑不溜手。所以说,安哥的照片很幽默,但安哥的照片又不是幽默照片。
      这是一种很民间、很市民的方式。每个摄影家都有其精神家园,这决定了其摄影方式。有人出于文化而搞影像批判;有人出于宗教而搞人文关怀,有人出于艺术而搞个性解放。而安哥则是植根于市民传统。我认为安哥就这样书写出了一部民间立场的中国断代史。其煌煌的作品《生活在邓小平时代――1979年至1999年纪实》已经汇成画册出版。除以上所说的意义,他影像的质和量是可观的。比较来说,他的影像跟杜瓦诺非常接近,但杜瓦诺并未描绘出一种大时代的感觉,这一点安哥比老杜强;安哥跟维基、布拉赛也有些类似。比较来比较去,有时我想,要说他们都是大师的话,面前这位老哥儿也是大师,一不小心让咱们给撞上了。
      时光匆匆似流水,一代新人在成长。这两年,安哥在家整理照片,编辑画册,拍片也少了,而年轻摄影师们作品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大家对安哥的评价不是没有争论,但有一点是统一的:八十年代没有什么人像安哥那样拍照,他有些先知先觉的味道。现在个个都会拍照,这碗饭越来越难吃了。安哥是幸运的,这是他该得的回报。我的看法是,这都是因为他立场正确、态度端正,消灭了小我,融入人民群众的大我了,于是这是群众路线的胜利……说到群众,安哥还有一句话:群众都变狡猾了,一看相机就有反应,不像八十年代那么合作。确实,现在广州的摄影记者,在安哥被打后,差不多都被打了,有的还差点送命。那些拳头不少就来自工人农民。比较七、八十年代,我有些狐疑:以后的历史,可能真是人民大众创造的。
      
      安哥自述
      在14岁时,我奶奶和叔叔从新加坡给我家寄来一部相机。于是在我爸的指导下,经常荣任我家的家庭照摄影师。1966年中,在一次随学校参加在天安门广场夹道欢迎周恩来总理迎接阿尔巴尼亚贵宾谢胡时,我在大家的帮助下,跑上前去,在他们的敞篷车前抓拍了一张。当我继续追拍时,被保卫人员喝止了。照片晒出来后,同学和朋友都说比新华社发稿的那张好。我自己很得意。
      在8月份大串联开始后,我与同学曾两次到全国各地去游历,拍了不少纪念照。
      回北京后,我自己用暖水瓶壳等装了一个放大机,到照相馆买称斤卖的显影、定影药水,买按斤卖的相纸,放了许多照片。
      在西双版纳,我带去了一架照相机。但没地方去冲晒,慢慢地,胶卷和相机都发霉了。
      1975年回城时,我到广州,业余时间玩摄影。广州可以找到香港《摄影画报》。那时候,总觉得报纸上的新闻摄影很假,又没趣,所以,喜欢风光摄影。
      1976年北京两个朋友来广州,把他们拍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底片寄存在我家,说北京查得很紧。我在家里给他们挑着放了一套照片。1978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他们二位已移民香港,他们来我家把底片和照片取走,后来在香港的《文汇报》的专辑中刊出。
      1979年,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复办,我的老师吴岳先生让我带上自己的作品,然后和我一起去到社长张宝锵家。
      我终于“走后门”进入了摄影记者行列。
      何时明确自己的创作方向
      由于前述的原因,1979年前后,行内外对新闻摄影没什么好印象。大家除了完成本职工作之外,总喜欢拍风光,“玩沙龙”,玩形式,甚至“玩前卫”。在北京四月影会之后,我们广州的朋友也搞了一个“人人影会”。双方也有交往。
      当全国兴起“黄山热”的时候,有一次蒋齐生先生在广东肇庆的一次讲述中,讲“摄影关系学”,他大谈摄影记者不应拿着公家的相机胶卷去拍风光。我们许多朋友罢听,集体退场。在省摄影家协会领导的规劝下,我们回到了课堂,这时,蒋老讲了沙飞的作品和人生,讲了荷兰新闻摄影比赛的作品。我们很受震动。
      后来在北京的王志平和王苗那里看到法国马克.里布、美国的刘香成拍中国的影集;李晓斌还请我去他家看了他作品的幻灯,交谈了很多。
      后来,在工作上我渐渐明确了自己的摄影方向。
      经历过几个创作平台
      大约在1984年,我常在家里或到朋友家去放幻灯。
      1985年,与朋友一起在广州租场放幻灯。从观众的反应中进一步找到了感觉,并积累了一批作品,但当时还发表不了。1986年,现代摄影沙友主席杨绍明把我的《大龄婚礼》等几张作品拿去北京参加《十年一瞬间》影展,《大众摄影》杂志用这张照片给南康宁的文章套题,使这作品得以面世,更激发我从此走上了为时几年的创作高峰期。
      1988年,我的影展《中国:开放百态》在广州和北京展出后,使我对自己的摄影计划更明确了。尤其是在那一年年底,在参加北京国际摄影周时,开阔了眼界,而且看到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编辑(他的名字我忘了)的工作方法,使我在此后在香港《中国旅游》画报工作的六年中,作好图片编辑工作打下了基础,并通过这工作在全国交了许多同行朋友,学了更多的东西。
      我的二十年摄影报道集书名叫作《生活在邓小平时代》,六月份由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这二年,我在整理底片、放相、整理文稿。
      当前创作的新想法
      我今年已办了提前退休,并在集成图像公司(www.省略)作图片顾问。广东的报业内已聚集了一大批素质很好的摄影记者和图片编辑,后生可畏,也可爱。我这次写书的很多素材都是在向他们吹牛时吹出来的。我以后的自由时间可能会多起来,可以把一些未完成的拍摄计划继续作得更好。行内的图片版权和资料整理,我一直认为是大问题,如何使它更专业化、数码化,并走上市场,是每个摄影记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我愿为此出一份力。像中国足球队米卢教练说的:“我愿在生活中与大家分享我的经验”。现在一个摄影师不能再凭一两张照片吃一辈子了。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不断设计自己。摄影是一辈子的事,或者是一个事业。在长期的工作中,应不断整理、编辑自己的作品。
      希望后生们在编书的时候,别像我这么难。在版权交易中,不必像现在这么累,这么没保障。
      对摄影界当前创作现状的看法
       这个问题不好答,因为摄影界的行当太多了。大家总是挤在一起只能添乱。我越来越觉得布列松的一句话说得特聪明――摄影是我的生活方式。
      “说三道四”是评论家的行当,摄影师主要关心的应该是:“你到底要什么!”
      (安哥作品由Fotoe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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