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严厉打击毁坏神像犯罪原因探析
时间：2020-07-04 03:34:5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王娟
【摘要】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对神像的保护，将盗毁天尊、佛像、岳镇海读等神像的行为按主体不同拟制为不道、恶逆等十恶重罪对破坏神像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究其缘由，其与隋代统治者的个人信仰、维护统治的目的和整顿币制的需要密切相关。
【关键词】隋代 毁坏 崇佛 铸钱
在现代社会，毁坏神像可能会面临批评教育或行政处罚。即使情节严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法定最高刑不过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在一千多年前的隋代，毁坏佛像天尊、岳渎神像却要掉脑袋。为何隋代处罚如此之重？笔者查阅了相关研究，鲜有学者专门研究这一问题，这无疑是一大缺憾。基于此，笔者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隋书·高祖本纪》载开皇二十年辛巳诏曰：“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隋书·刑法志》亦载：“二十年，诏沙门道士坏佛像天尊，百姓坏岳渎神像，皆以恶逆论。”可见，隋代把毁坏偷盗佛像天尊、岳渎神像的行为，拟制为十恶之中的不道或恶逆，这就意味着行为人会被判处斩刑。那么，为何隋代对这一行为处罚如此之重呢？
一、隋文帝崇佛始末
隋代严厉打击毁坏神像犯罪，这与隋代统治者的个人信仰密切相关。隋文帝杨坚出生于具有浓厚佛教信仰的家庭，其父杨忠就是忠实的佛教徒。他于冯翊般若寺出生后，即由一位比丘尼抚养，十三岁才归家。在这种笃信佛教的氛围和耳濡目染的家庭教育下，隋文帝杨坚自然受佛教影响甚深，故其即位后常说：“我兴由佛法。”。这种独特的身世和个人经历，使得他对佛教有着特殊的情感。由于信仰佛教，自然会提倡和保护佛教，因而会严厉打击毁坏佛像的行为。
当然，使得隋文帝推崇佛教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考量。南北朝时期，佛教迅速发展。由于赋役繁重，而佛教徒不用纳税，国家大量的编户齐民投入空门，以寻求庇护。这样一来，不仅农业劳动力大幅度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受到极大影响，这无疑威胁了统治的稳定。因此，周武帝开始采用强硬的政治手段灭佛，如没收寺院财产，焚毁佛经、佛像，命令僧尼还俗等，这一系列措施招致了佛教徒的强烈反对。而隋文帝杨坚要想谋权篡位，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以收买人心，维护统治。所以杨坚登基之后，就颁布了一系列诏令扶持佛教发展。如下诏鼓励出家，并在京城大兴城及相州、洛阳等大都市的佛寺内造佛像、赐放佛经等。这些举措掀起了民间崇佛的热潮，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以致出现“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的现象。
除了收买人心之外，隋文帝更希望将佛教作为维护隋政权统治思想武器，以愚民和统领人心。隋文帝曾言：“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其中，弟子是杨坚的自称。可见，隋文帝提倡佛教，与佛教所具有劝人为善的作用密切相关。一方面，他需要用暴力“禁人为恶”，防止人民造反;另一方面，还需要僧尼帮他“度人为善”，用佛教去欺骗、麻醉人民，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隋文帝曾下诏：“朕位在人王，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阐大乘。”这就明确要求佛教必须服从皇权，僧侣及佛教信徒要为隋王朝统治服务。他把宗教的思想灌輸与政权的暴力后盾当成巩固统治相辅相成的两种手段，这就是隋文帝推崇佛教最本质的原因。
二、利用道教维护统治
如果说隋文帝崇佛还具有个人信仰的因素，那么他对道教的保护则更多是出于维护统治的功利目的。尽管就某些记载来看，隋文帝并不看好道教，甚至持有一种蔑视的态度。如《隋书·经籍志》记载：“高祖雅信佛法，于道士蔑如也。”但是，现实却与之相反。隋文帝不但没有忽视道教，反而采取笼络手段，积极利用道教为其统治服务。早在北周静帝时期，杨坚就窥探到扶持道教的政治意义。彼时，社会上流传着“老子将度世”、“当有圣人出”的说法，作为一位政治嗅觉灵敏的政治家，杨坚很快就察觉到大众的普遍心态。于是当他还在毫州刺史任上时，便抓住时机，亲至祠树之下，以应证老子度世的传言，标榜自己的“太平主”的身份。
在杨坚身居宰相之位，辅佐幼帝宇文阐时，就曾于大象二年和大定元年两次下令复兴佛、道二教。这不仅是对北周武帝毁佛灭道极端政策的纠偏，更是其收买人心的手段。事实证明，这种手段的确颇有成效。一些原来支持北周政权的道教人士转而投入杨坚麾下，为其改朝换代制造舆论。据《隋书·来和传》记载：“道士张宾、焦子顺、雁门人董子华，此三人，当高祖龙潜时，并私谓高祖曰‘公当为天子，善自爱。”。道士张宾等人为了赢得当权者支持，复兴道教，因而迎合杨坚取代静帝的心思，预言其将当天子。
事实上，像张宾这样揣摩和迎合圣意而获得重用的道士还有焦子顺等人。据《唐会要》卷50“观”条载：“开皇八年（588），为道士焦子顺能役使鬼神，告隋文帝受命之符，及立，隋授子顺开府柱国，辞不受。常咨谋军国，帝恐其往来疲困，每遣近宫置观，以‘五通为名，旌其神异也，号焦天师。”正是因为焦子顺精通鬼神之事、“告隋文帝受命之符”，迎合了隋文帝当皇帝的心理，所以他能得到重用，被授“开府柱国”，赐号焦天师。
除了利用这些道士为其篡位制造舆论，提供合法性证明之外，杨坚更希望借助扶持道教，获得道教信徒的支持。汉末以来，佛教入侵，道教兴起，各种思想异常活跃。作为本土宗教，道教经过南北朝时期的改造，已经具有强大的社会基础。然而，道教在周武帝时期却遭遇了巨大的打击。为了拉拢人心，争取道教信徒，杨坚即位后，采取了与周武帝完全相反的政策。开皇元年（581），杨坚下诏曰：“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深浅，殊途共致。朕付膺道化，念存清静，慕释氏不二之门，贵老生得一之义，总齐区有，思至无为，若能高蹈清虚，勤求出世，咸可奖励，贻训垂范。” 在这则诏令里，隋文帝明确表明了其对道教的肯定、支持的态度。
不仅如此，隋的开国年号“开皇”也是来自道教，具有道教神学的象征意义。据《三洞珠囊》卷八记载：“似元皇君号开皇元年，隋家亦象号开皇元年是也。”《隋书·经籍志》也称：元始天尊开劫度人，“然其开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龙汉、开皇，是其年号。”这不仅表明开皇的年号来自道教的始祖元始天尊，也反映出这个年号的象征意义。在道教中，“开皇”是一个劫难的开始，也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纪元的开始。杨坚以此为年号，正是表明其代周而治顺应天意，他就是天命所在，可以代领黎明百姓进入新纪元。他希望借此掩盖其谋权篡位的不光彩行径，为其统治合法性张本。
综上所述，无论是利用道教的图谶之术为自己的统治制造舆论，还是扶持道教发展以换取道教信徒的支持，还是选取具有道教象征意义的开国年号，杨坚的用意都是利用道教为其统治服务。正是基于这种目的，他才会保护道教，严惩毁坏天尊的行为。
三、盗毁佛像铸钱
由于个人信仰和政治原因，隋文帝崇拜佛教并扶持道教。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隋文帝把自己塑造为佛教和道教的保护者形象，并将民众对佛教、道教的信仰转化为对皇帝的崇拜。因而，对于盗毁天尊佛像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尽管这样解释似乎无可指摘，但却有忽视当时社会经济现状之嫌。
在隋统一之前的二百六十余年间，南北对峙，战火不断，不仅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商品流通也持续衰退，由此导致币制混乱，民间私铸钱币现象十分严重。故隋文帝即位后，就着手改革币制。开皇元年，隋文帝“以天下钱币轻重不等，乃更铸新币”，要求使用五铢钱，以统一币制。开皇三年，又诏令“前代旧钱，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及齐常平，所在勿用”。不仅对钱币的使用作出了规定，还规定了官员整治币制不利的责任。开皇四年，下诏规定“依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尽管如此，民间私铸之风仍未禁绝，百姓“或私有熔铸”，导致出现“私铸之钱，不可禁约”的局面。
既然要铸钱，就离不开铜。中国古代钱币是用铜铸造的，隋代的钱币也不例外，《隋书·食货志》中“其后奸狡稍渐磨鑢钱郭，取铜私铸”和“锢铜铸钱”即是明证。其实铜的用途远不止于此，天尊佛像等塑像也主要是由铜铸造的。蒋福亚先生就称：“用万金以上的铜来铸佛像司空见惯，平城的五级寺用25万斤铜铸佛像;洛阳天宫寺的释迦牟尼像用铜10万斤、黄金600斤等等。即便一般的寺庙，哪怕山野乡村的寺庙中，也往往会有铜铸的佛像。”如前所述，佛道两教在隋代统治者的支持下迅速发展，寺庙、道观遍及各地，天尊佛像等塑像的数量就更是难以计数了。在利益的驱使下，偷盗天尊佛像，并熔铸为钱也是难以避免之事。
其实，毁佛像铸钱早在北齐就已初露端倪。据《北齐书·王则传》记载：“元象初，除洛州刺史，则性贪婪，在州取受非法，旧京取像，毁以铸钱，于时世号河阳钱，皆出其家。”一州刺史尚且都毁佛像铸钱，普通百姓就不难想见了，故有“于时间百姓竞铸钱，亦有盗毁金像以充铸者”的记载。此外，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中，偷窃佛像熔铸为钱，受到报应的故事不少。如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吴兴人沈僧复因饥馑逃荒至山阳地区，在寄宿寺廟时，与同行者偷取寺内佛像，并带回家化铜铸成钱币。后来被人揭发，还没等官府判刑，他自己就死了。其全身都被拆裂，像火烧过一样。尽管这类小说不免有夸张虚构的成分，但也反映出当时确实存在盗毁佛像铸钱的现象。
毁像铸钱的行为，不仅是对佛道两教信仰的践踏，更扰乱了货币秩序，严重威胁政权的稳定。对于刚结束南北分裂而取得全国统一局面的隋文帝而言，其绝不会任其肆意发展。为了遏制这种现象，隋文帝下诏严厉打击盗毁天尊佛像的行为也就顺理成章了。
四、结语
公元581年，北周大臣杨坚夺取政权，建立隋朝。其后，隋相继灭掉南朝的梁、陈政权，结束了自三国以来长达351年的分裂混乱局面，重新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隋初，隋文帝承袭了以德为主、德刑并用的正统法律思想，废除了北周的严刑峻法，刑罚较为宽缓。但隋文帝晚年多疑，专任刑罚，经常以诏令毁法破法，开皇二十年辛巳诏令即为一例。为了加强对佛道两教和地方信仰的保护，奴化民众，统治者将盗毁天尊、佛像、岳镇海读等神像的行为按主体不同拟制为不道、恶逆等十恶重罪予以严厉打击。究其缘由，其与隋文帝的个人信仰、维护统治的目的和整顿币制的需要密切相关。首先，隋文帝出身于佛教家庭，且从小在寺庙长大，这使他对佛教有着特殊的感情。又由于佛教信徒较多，为了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隋文帝推崇佛教。与对佛教的信仰不同，隋文帝扶持道教更多是出于政治统治的目的。在杨坚即位前，就利用道教的谶言符命为其统治大造舆论。即位后，又采用有道教意味的年号，并大力支持道教的发展，以收买人心。除此之外，保护佛道两教，更有经济方面的考量。隋文帝时期，币制混乱，私自铸钱现象较为普遍，其中，毁像铸钱又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为了整顿币制，隋文帝也必须严厉打击盗毁神像的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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