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宫廷香薰活动及香薰器具的艺术成就 汉代漆质饮食器具的类别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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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朝处于一个香薰活动的上升时期。汉武帝时期,外邦进贡者络绎不绝,香料的进贡在当时是进贡的重要内容。宫廷中对香料的使用十分普遍,祭祀、典仪乃至日常生活皆有焚香。在祭祀上,香薰的主要功能就是借以通达神灵;日常生活中,香熏被当做保养姿容、增加仪态风度的有效方法,还被用于药疗,驱除疫病。汉代香薰活动所用器具也多种多样,最主要的香薰器物要数香炉和香球,博山炉代表了汉代香薰造物艺术的最高水平,汉代博山炉的艺术水准高低主要体现在:山形炉盖的造型变化、足柱或炉座的造型变化和炉体的装饰变化三个方面。
关键词:汉代宫廷;设计;工艺美术;香薰;博山炉;香囊;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J525文献标识码:A
Essential Therapy Activities in Han-Dynasty Palace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 of Its Devices
HAN Bo1,2
(1. School of Art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18;
2. School of Arts,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Shandong 250022)
一、香薰溯源及汉代宫廷香薰活动
香薰始于何时,学界对此问题颇存异议。有学者认为在传说时代,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即已开始焚香,据《封禅记》所载“黄帝使百辟群臣受德教者,皆列�玉于兰蒲席上,燃沉榆之香,舂杂宝为屑,以沉榆之胶,和之为泥以涂地,分别尊卑华戎之位也。”[1]沉榆香灰与�玉之屑混合为泥,在仪式中用以甄定氏族部落之间的地位尊卑。沉榆香和象征权势、身份、地位的�玉混合,这足见其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宋朝香茗大家丁谓在其所著《天香传》中也写到“香之为用,从上古矣。所以奉神明,可以达蠲洁。三代�享,首惟馨之荐,而沉水薰陆无闻焉;百家传记,萃众芳之美,而萧芗郁鬯不尊焉。《礼》云‘至敬不享味,贵气臭也。’是知其用至重,采制粗略;其名实繁,而品类丛脞矣。……《尚书》曰上圣焚百宝香,天真皇人焚千和香,黄帝以沉榆�荚为香。三皇宝齐香珠法,其法杂而末之,色色至细,然后丛聚杵之三万,缄以银器,载蒸载和,豆分而丸之,珠贯而曝之,旦日此香焚之,上彻诸天,盖以沉香为宗,薰陆副之也。”[2]此说如可信的话,说明当时对沉榆之类香料的香度并不十分看重,而重在起到通达上天的宗教目的。这也就是《尚书》中的“至治馨香,感于神明”[3]和《毛诗》中的“其香始升,上帝居歆”[4]。丁谓所说三皇时期以银器缄香,或为青铜器之误,但制香的工序确是十分明白的。
也有学者提出相反意见,明人周嘉胄所辑《香乘》一书中提到,河南陈氏曾经整合四人所著香谱为书,并为之序。其中的《叶氏香录序》中观点认为,“古者无香,燔柴�萧,尚气臭而已,故香之字,虽载于经,而非今之所谓香也。至汉以来,外域入贡,香之名始见于百家传记。”[5]又《颜氏香史序》中说,“焚香之法,不见于三代。汉唐衣冠之儒,稍稍用之。”[5]由此可见,后人所认为的汉代之前无香,并不是要否认此前的香料的存在和熏香活动,而是重在对香料的馥郁度的追求发生变化,并同汉代以前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综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汉代人在保持使用香薰祭祀通神这一习惯的同时,也更多地转向了对香料现实用途的关注。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不至于轻率地认定某种习俗在历史发展中没有任何的过程积累,而突兀地出现在某一个时代。
至汉代,百家传记迭出,有关香薰活动的记述开始丰富起来,从文献之间和文献与考古发掘之间的相互印证来看,整个汉代社会尤其是汉朝宫室,已然进入了一个香薰活动的上升时期。秦朝时,始皇笃信方士们对海上仙山的描绘,数度遣人入海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并且亲自东巡,其意也在求仙得道。这种对长生不死的追求不仅在汉代得以承续,而且有甚于前。其中以通过在宫廷中焚香期望得以通天成仙的方式最为典型。汉武帝时期,汉代国力达到鼎盛,外邦进贡者络绎不绝,香料的进贡在当时是进贡的重要内容。子休氏曰:“汉武好道,遐邦慕德,贡献多珍,奇香叠至,乃有辟瘟回生之异,香云起处,百里资灵。”[6](p.352)西晋张华《博物志》中就记载了西使献香的故事,“汉武帝时,弱水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干乘舆闻,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与枣相似,帝不悦,以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帝不举乐,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瘥,长安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余日香犹不歇。帝乃厚礼发遣饯送。”[7]此事在其他文献中也有相关印证,《瑞应图》中曰:“大汉二年,月支国贡神香,武帝取看之,状若燕卵,凡三枚,大似枣。帝不烧,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人得疾,众使者请烧一枚以辟疫气,帝然之。宫中病者瘥,长安百里闻其香,积九月不歇。”[8]《拾遗记》中对此类事亦有载录,在灵帝初平三年,“西域所献茵墀香,煮以为汤,宫人以之浴浣毕,使以余汁入渠,名曰"流香渠"”。[8](p.293)又有汉武帝时,海国献龙华香之说。[9]其他还有进贡乾陀罗耶香、兜木香、龙文香、返魂香等,记载不再赘述。明人周嘉胄认为:“西国献香,返魂香、乾陀罗耶香、兜木香,其论形似功效神异略同,或即一香,诸家载录有异耳。”[10]从献香的故事情节看,周氏此说,是合理的,同时其他贡香事例也足以说明外邦献香活动的频繁。南朝梁任�在《述异记》中记辟寒香,“丹丹国所出,汉武帝时入贡,每至大寒,于室焚之,暖气翕然自外而入,人皆减衣。”[10]宋代王子韶所撰《鸡跖集》记,“光和元年,波岐国献神精香,一名荃蘼草,亦名春芜草。一根而百条,其枝间如竹节柔软,其皮如丝可为布,所谓春芜布,又名白香荃布,坚密如冰纨也。握之―片,满宫皆香,妇人带之,弥年芬馥也。”[6](p.354)
周嘉胄亦提及《�煌新录》载:“虏苏割剌,在答鲁之右大泽中,高百寻,然无草木,石皆赭色。山产椒,椒大如弹丸,然之香彻数里。每然椒,则有鸟自云际蹁跹,五色,名赭尔鸟,盖风凰种也。昔汉武帝遣将军赵破虏逐匈奴,得其椒。不能解,诏问东方朔,朔日:‘此天仙椒也。塞外千里有之,能致凤。’武帝植之太液池。至元帝时,椒生,果有异鸟翔集。”[11]。其他诸如涂魂国贡涂魂香、沉光香、祗精香;胥池寒国贡明庭香;金日�入值汉朝后所制的金�香等。更有人因贡香而获官,任�《述异记》中就记载过雍仲子进南海香物,拜涪阳尉,人谓之“香尉”的事。这些事例,皆能证明当时汉朝宫室对香料的收集和香薰活动的热衷。
二、汉代宫廷香薰活动的功用
汉代宫廷中对香料的使用十分普遍,祭祀、典仪乃至日常生活皆有焚香。在祭祀上,香薰的主要功能就是借以通达神灵,《汉武故事》就记载有:“昆邪王杀休屠王来降,得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宫。金人者皆长丈余,其祭不用牛羊,惟烧香礼拜。”[11]再如《汉武外传》载,“武帝修除宫掖,燔百和之香,张云锦之帷,燃九光之灯,列玉门之枣,酌蒲萄之酒,以侯王母降。”[11]又“武帝元封中,起方山馆,招诸灵异,乃烧天下异香。有沉光香、祗精香、明庭香、金�香、涂魂香。帝张青檀之灯,青檀有膏如淳漆,削置器中,以蜡和之,香燃数里。”[11]可见当时祭祀活动中对焚香之事的重视。
日常生活中,香料的使用更是普及,宫廷之中从帝王、嫔妃到官员皆趋之若鹜。日常香熏被当做保养姿容、增加仪态风度的有效方法,譬如东汉方士郭宪所撰《洞冥记》中就曾记载,“金日�既入侍,欲衣服香洁,变胡虏之气,自合此香,帝果悦之。日�尝以自薰,宫人见者以增其媚”[11]的故事。嫔妃们为保持自身在帝王面前的吸引力,多使用香料,彼此攀比,追逐香的馥郁度和持久性。《飞燕外传》:“赵后浴五蕴七香汤,踞通沉水香,坐燎降神百蕴香,昭仪浴�蔻汤,敷露华百英粉,帝常私籍樊姬曰,后虽有异香,不如昭仪体自香也。”[6](p.355)。赵飞燕还曾“杂薰诸香,坐处则余香百日不歇”;婕妤也曾“沐以九回香,膏发,为薄眉,号远山黛。施小朱,号慵来妆。”[13](p.4)赵飞燕的妹妹还有绿熊席,“其中杂薰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11]
熏香和香沐还被当成药疗的办法,驱除疫病,前文所提及的月支香就具有这种独特功用。这种用法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风行。东晋王嘉的《拾遗记》中记述了以下故事:“燕昭王二年,波弋国贡荼芜香,焚之,着衣则弥且不绝;浸地则土石皆香;着朽木腐草,莫不茂蔚;以薰枯骨,则肌肉立生。时广延国贡二舞女,帝以荼芜香屑铺地四五寸,使舞女立其上,弥日无迹。”[12]其文为宣扬香料功能之强大,虽不无夸张,但可见出对香料药用的看重。我国明代李时珍所撰著名药书《本草纲目》中也提到了有关兜木香的药用,“兜木香,烧之去恶气,除病疫。汉武帝时,西王母降,上烧兜木香末。兜木香,兜渠国所献,如豆大,涂宫门上,香闻百里。关中大疾疫,死者相枕藉,烧此香疫则止,《内传》,云‘死者皆起’。此则灵香,非中国所致,标其功用,为众草之首焉。”[13](p.29)《洞冥记》中还记载有一种熏肌香,可“熏人肌骨,至老不病”。[14]
宫廷之中时以香料互相馈赠,后汉应劭《汉官仪》曰:“尚书郎含鸡舌香奏事”。《通典•职官典•尚书上•历代郎官》载:“尚书郎,口含鸡舌香,以其实事答对,致使气息芬芳也。”传说,汉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鸡舌香使含之,遂为故事。所以尚书省就被称做“含香署”。[15]皇帝忍受不了大臣的口臭,赐以鸡舌香,想来当时情景不免令人哑然失笑。
赵飞燕的妹妹也曾送给其姊香料,这故事被《西京杂记》所载录,“飞燕为皇后,其女弟在昭阳殿,遗飞燕书曰:‘今日嘉辰,贵姊懋膺洪册,谨上燧三十五条,以陈踊跃之心。’中有五层金博山炉、青木香、沉水香、香螺卮、九真雄麝香等物。”[13](p.40)《拾遗记》中还提到,汉武帝痴迷香薰,一日在延凉室休憩,竟然“梦李夫人授帝蘅芜香,帝梦中惊起,香气犹着衣枕间,历月不歇”。[8](p.295)
官员们也普遍用香,《汉官典职》中就说:尚书郎怀香握兰,趋走丹墀。东汉应劭在《汉官仪》中说:尚书郎入直台中,给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指使从直。女侍史执香炉烧熏以从入台中,给使护衣。[16](p.297)
三、汉代宫廷主要香薰器具的类型
香薰活动频繁的汉代,所用器具也是多种多样。香盛作为保存香料的器物,是必备的。其次要有取香的香箸或香匙,以及存放二物的香壶等物。整个活动中最主要的香薰器物就要数香炉了,香炉也可称薰炉。香薰有两种主要方式,一种是点燃香料,薰室或薰物;另一种是不燃香料,放于薰球,依香料自然挥发其芬芳。前者多使用香鼎、香炉等器物,后者则多用香球(或称香囊)。香薰器物中最多的就是香炉,有相当多的文献记述了这一史实。炉之名,始见于《周礼•冢宰》之属“宫人”:凡寝中共炉炭,则炉乃三代之制。[17]可知周代以前已有作为焚烧器具的炉,是否用以焚香,尚无准确考证。汉代香炉之中,记述最多的当属博山炉。南宋赵希鹄所撰《洞天清录集•古钟鼎彝器辨》中记载,博山炉“乃汉太子宫所用者,香炉之制始于此”。[18]目前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博山炉已不在少数,有学者因此认为博山炉是中国香炉的始祖。宋代高承所撰《事物纪原》中也记,“《武帝内传》有博山香炉,西王母遗帝者。”[19]制作博山炉所采用的材料也不限于铜,有些地方已经出土过瓷博山炉,还有文献记载有用玉来制作博山炉的。博山香炉在当时应用较为普遍,《香乘》中曰,“汉朝故事,诸王出间,则赐博山香炉。”[20](p.459)
宋代金石学家吕大临描绘博山炉的形制说“炉象海中博山,下有�贮汤,使润气蒸香,以象海之回环,此器世多有之,形制大小不一。[21]由博山炉的使用率看,当时汉代宫廷应有专门的铸造机构,参与铸造的人数当不在少数,但名列史册的铸造工匠却是长安巧工丁缓。传为晋代葛洪所著的《西京杂记》中载,“长安巧工丁缓,制九层博山香炉。镂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13](p.39)(图1)
另一种代表性香薰器物为香球,又名香囊。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唐代文物被抢救性发掘之前,世人甚至包括考古界人士都认为香囊乃由织物制成。直到考古人员根据埋藏文物的清单查对时,方知香囊乃金属制作。结合唐代香囊的结构和形制,正好与《西京杂记》中所记的卧褥香炉相互印证,葛洪记道,“(丁缓)又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缓始更为之,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于被褥,故以为名。即今之香球也。”[13](p.39)如果葛洪所言确实,丁缓也并不是卧褥香炉的始作俑者。这种香炉的做法最初来自于防风氏族,防风氏族是和夏朝同时期的南方氏族部落,《路史•国名纪》注引《吴兴记》:“吴兴西有风山,古防风国也。下有风渚,今在武康(即今浙江德清县)东十八里。天宝改曰防风山,禺山在其东二百步。”[22]如果真是防风氏族首创卧褥薰炉的话,则真正意义的日常香薰历史应在夏朝。丁缓发掘并恢复了这一失传技术,可能还进行了技术革新,那就是在炉中设置了平衡机关――机环,使得中间盛装香料的香碗始终保持平衡状态,而不至于倾洒。这才可以更方便地用到卧褥之中。唐朝诗人元稹曾做诗赞曰:“顺俗唯团转,居中莫动摇。爱君心不测,犹讶火长烧。”[23]唐代法门寺地宫中杨贵妃遗物之一――香囊,就是直接继承了这一制作技术,材料为黄金。后世有诗赞曰:“香球不减橘团圆,橘气香球总可怜。虮虱窠窠逃热瘴,烟云夜夜辊寒毡。兰消蕙歇东方白,炷插针牢北斗旋。一粒马牙联我辈,万金龙脑付婵娟。”[24]宋朝陆游《老学庵笔记》说:“京师承平日,宗室戚里岁时入禁中,妇女上犊车,皆用二小鬟持香球在旁,在袖中又自持两小香球,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25]可见香球是供人随身携带的,应该说从汉代的卧褥香炉到到宋代作为袖薰的香球,其使用的范围和方法出现了较大的拓展。
究竟汉代的卧褥香炉是不是也以黄金制成,目前尚无确切说法。
此外,《东宫旧事》还提到,“太子纳妃,有熏衣笼。当亦秦汉之制。”[20](p.461)说明汉代还有专供熏衣的熏笼。以前文应劭《汉官仪》曰:“女侍史执香炉烧熏以从入台中,给使护衣。”相对照,所谓熏笼,当就是指香炉。
四、汉代香薰器具――博山炉的造型、结构和艺术成就
前文提到,博山炉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薰炉。它的基本造型和构造如吕大临在《考古图》中所述,一般由炉盘、炉盖和炉座三部分构成,一般在炉的座下还有承盘。(图2)汉代的博山炉高低不一,高的如竹节长柄博山炉,矮的多为豆形矮柱足炉。从博山炉的出土数量和形制来看,吕氏当时的描绘也只是言其大概。同为汉代铸造的博山炉,在保持基本形制的基础上,在形体大小和造型细节上也多有差异。豆形博山炉在汉代最为常见,这说明博山炉的形制同豆的关系较为密切。
豆和鼎、簋、�、鬲同为食器,在古代原本用来盛装黍稷,周代时普遍作为荐菹醢之器,常被用于祭祀,且以偶数放置。
博山炉仿照豆的造型来铸造,应该有较为久远的历史,两者可能会同时出现在祭祀仪式上。豆的阔口收腰的造型,十分便于把持和移动,这或许是博山炉仿造其造型的主要原因。当然出土的博山炉也有仿造簋的形制的,但是数量并不多。
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出,汉代的博山炉的造型和制作水平可谓良莠不齐。有的极为粗略,仅止是在豆的上面添置一个山形的盖子,炉体几无装饰;有的则形体舒展匀称,通身装饰,透露出华丽雍容的姿态。最精美的两件西汉博山炉分别是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和陕西兴茂陵从葬坑出土的错金银竹节博山炉。
汉代博山炉的艺术水准高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山形炉盖的造型变化,一是足柱或炉座的造型变化,再一则为炉体的装饰变化。
山形炉盖的造型也有三种手法,一种是将山形铸造成参差不平,以象真山之群峰突兀、连绵起伏之意,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就是代表;另一种手法则是将山体秩序化和图案化,山形层次感强(图3);再就是索性以仙人、神兽和植物形象为主体,山形仅约略写意而已(图4)。
足柱和底座的设计也是博山炉的出彩之处,有的保留豆足,有些则以人物、鸟兽以及人物御兽等形象替代了豆足。代表作品为刘胜妻窦绾墓出土的一件骑兽人物博山炉造型也非常巧妙别致。炉体由四部分组成,下为承盘,盘上饰鎏银同心圆四周和一组柿蒂纹。承盘内塑一骑兽力士,力士上身裸露,下着短裤,一手高擎炉盘,一手抓兽头,形象猛武有力。兽昂首跪卧,作挣扎状。炉盘外腹饰带状纹一周,并隐约可见错银云纹。炉盖透雕装饰分上下两层,上层铸成云雾缭绕的山峦形,山间刻画有猛虎噬羊、人兽搏斗、人牵牛车以及虎、熊等猛兽形象;下层一圈饰龙、虎、朱雀、骆驼、草木、流云纹。[26]
炉体的装饰依据使用者的身份和使用场合不同差别也很大。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装饰可谓雕琢繁复,富丽堂皇。圈足上饰错金卷云纹,足柱上雕出三条出水腾龙,龙体矫健,龙首上昂承托炉盘。……炉盘和炉盖上均饰错金流云纹,线条劲健流畅,工艺高超精湛。再如兴平出土的错金银竹节博山炉,炉座为圈足,座上透雕两蟠龙,龙体鎏金,鳞甲,眼、须、爪鎏银,龙翘首衔炉柄。炉柄为细长的五段竹节状,柄上端向外伸出三龙,龙首上昂承托炉盘,龙身鎏金,爪鎏银。炉盘中部有宽带纹一周,其下有十组三角纹,三角内饰蟠龙纹,底鎏银,蟠龙鎏金。宽带纹内浮雕四条腾波出水的巨龙,龙体鎏金。[26]
博山炉代表了汉代香薰造物艺术的最高水平,以至于汉和汉以后出现了大量咏博山炉的诗赋。有一首汉诗清楚地描绘了博山炉的外在特征及精巧的设计和制作,“四座且莫喧,愿听歌一言。请说铜炉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据铜盘。雕文各异类,离娄自相连。谁能为此器,公输与鲁班。……”[26]西汉刘向《熏炉铭》不但对造型和熏香予以咏赞,也指出了其通神的用途:“嘉此正器,�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蔚术四塞,上连青天。雕镂万兽,离娄相加。”[27]东汉李尤也曾作《熏炉铭》描述了博山炉,说:“上似蓬莱,吐气委蛇,芳烟布绕,遥冲紫微。”[27]
南朝时对博山香炉的赞美一时蔚为风尚。南朝齐时的刘绘《咏博山香炉诗》中也充分抒发了对受博山炉所激发出的浪漫主义艺术意象:“参差郁佳丽,合沓纷可怜。蔽亏千种树,出没万重山。上镂秦王子,驾鹤乘紫烟。下刻盘龙势,矫首半衔莲。傍为伊水丽,芝盖出岩间。复有汉女游,拾翠弄余妍。荣色何杂糅,褥绣更相鲜。��或腾倚,林薄草芊绵。掩华如不发,舍熏末肯然。风生玉阶树,露湛曲池莲。寒虫飞夜室,秋云没晓天。”[27]南朝梁昭明太子《铜博山香炉赋》咏道:“……方夏鼎之环异,类山经之叙诡。制一器而备众质,谅兹物之为侈。于时青女司寒,红光翳景。吐圆舒于东岳,匿丹曦于西岭。翠帷己低,兰膏未屏。爨松柏之火,焚兰麝之芳。荧荧内曜,芬芬外扬。似庆云之呈色,如景星之舒光。齐姬合欢而流盼,燕女巧笑而蛾扬。刘公闻之见锡,粤女惹之留香。信名嘉而器美,永服玩于华堂。”[27]陈傅�《博山香炉赋》:器象南山,香传西国;丁谖巧铸,兼资匠刻。麝火埋朱,兰烟毁黑;结构危峰,横罗杂树。寒夜含暖,清宵吐雾;制作巧妙,独称珍淑。气氛氲,长似春;随风本胜千酿酒,散馥还如一硕人。[28]梁孝元帝香炉铭:苏合氤氲,飞烟若云。时浓更薄,乍聚还分。火微难尽,风长易闻。孰云道力,慈悲所薰。[16](p.300) 由此可见博山炉在后世人心中的独特地位和魅力。
五、结语
香薰活动在汉代的繁盛不是突兀的,它是从上古祭祀仪式中流传下来的。汉代在沿袭其通达上天的思维模式下,又受浓重的求仙得道欲望的驱使,再加之外邦进贡了种类繁多的优质香料这一物质基础,香薰活动在宫廷逐渐蔓延。香薰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即从升仙的精神麻痹延展到日常生活中的护颜、祛病和熏衣。在大量香薰需求下,势必会促动宫廷和民间香薰器具的铸造,由此产生了像博山炉和卧褥香炉这一类精致机巧的工艺产品。博山炉的艺术成就既见证了汉代金属工艺的高超,又被笼罩在神秘的求仙得道意识之下,具有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价值。从这个层面来看,汉代的香薰活动的文化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责任编辑:冯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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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唐]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五•香炉第八[M].北京:中华书局,2005.606.
[28]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十)服饰部下•香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