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媒体素养教育

　 什么是媒体素养教育？

　 什么是媒体素养教育？

　　《专家咨询》栏目是本刊在2004年新推出的一个分析信息化教育热点、解答疑难问题和探讨发展新思路的互动式栏目。本刊特邀祝智庭教授、林阳博士作为本栏目的主持人，与你一同探讨当前信息化教育领域所出现的各种热门话题。

　　祝智庭，曾获荷兰Twente大学教育技术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担任教育信息网络中心主任兼网络教育学院副院长，同时被聘任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林阳，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技术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信息化系统规划。

　　1984年，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在他著名的科幻三部曲小说里发明了一个现在看来非常时髦的词——“赛博空间”（Cyberspace）。可以说，杰出的科幻作家就是未来学家，当吉布森这本幻想小说刚出版的时候，人们还沉浸在布道式的幻想当中，而今这些天方夜谭却大多已经成为了现实。生活在现代信息社会的我们非常幸福，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两个世界里:

　　一个是原子分子构成的现实世界，一个是由现代信息科技构筑的赛博空间。确切地讲，赛博空间应该是思维和信息交融的虚拟世界，它以因特网作为平台，通过电脑实现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感情交流和文化交流。无需面对面接触，无需声嘶力竭，一切在键盘上敲击完成。更令人关注的是，赛博空间正在和现实世界不断融合，形成一种全新的人类生活方式。到那时，恐怕我们很难分清哪是现实世界，哪是赛博空间。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媒体素养教育——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什么是媒体素养教育？

　　祝智庭:

　　媒体素养教育中的“媒体”（media）二字涵盖甚广，它既包括电视、电影、报纸、广播、杂志、电子游戏等传统大众传播媒体，也包含新兴的互联网、手机通讯等新媒体，以及户外媒体等。在当今信息社会，媒体（特别是网络）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最重要的渠道，同时也是青少年树立世界观及价值观的最重要来源，因此被人们称为是“看不见的学校”（invisible

　school）。

　　林阳: 2002年台湾省《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曾指出“媒体已俨然成为青少年、儿童的第二教育课程，甚至直逼学校，有可能取而代之成为第一个教育体制”。由此自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今信息社会应如何培养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媒体素养，使其能自如面对纷繁复杂的媒体世界？”现在看来，答案便是媒体素养教育（media literacy education），或称为媒体教育（media education）。

　　祝智庭:

　　国外媒体素养教育认为公民有六种基本的传播权利，即知情的权利、传布消息的权利、讨论时政的权利、保护个人隐私的权利、个人积极地接近与使用媒体的社会权利，以及接受媒体素养教育的权利。有别于过去培养媒体从业人员的媒体专业教育，媒体素养教育面向全体公民，目标是培养全民对媒体信息的思辨能力，塑造具有良好文化品味的信息社会公民。虽然媒体素养教育在国内知名度并不高，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却已有数十年的发展历史。这些国家和地区媒体素养教育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媒体素养教育的发展不无裨益。

　　国外媒体素养教育进展如何？

　　林阳:

　　从历史上看，媒体素养教育的诞生与电视、广播等媒体的出现密切相关。随着20世纪前半叶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的逐步普及，人们开始关注这些媒体对大众思想与行为的潜在影响力，尤其是对青少年教育的影响。媒体素养教育的概念最早由英国学者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并在上世纪80年代纳入英国学校课程。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芬兰、挪威、瑞典、瑞士等国也相继将媒体素养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并逐渐衍生出在中小学实施的“媒体教育”(media education)、高中阶段开设的“媒体研究”(media studies)、“媒体批评”(media criticism)等课程。一些国际性媒体素养教育研究项目也相继建立。

　　祝智庭:

　　但是由于文化、政治及教育背景不同，世界各国媒体素养教育发展状况也有所差异，比较典型的有英国式、美国式和日本式的媒体素养教育。英国媒体素养教育启动较早，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已萌芽，1983年就开始了全国推广工作。英国媒体素养教育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个阶段。在20世纪前叶，英国教育工作者相信“大众媒体是低俗的，会对传统文化造成破坏”，对大众媒体持恐惧及不信任的态度，因此在媒体素养教育实践中，他们主张老师帮儿童“注射疫苗”（即开展媒体素养教育）。到了20世纪后半叶，人们对于媒体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电视在教育中的作用得到了肯定，英国媒体素养教育的目标也很自然地由帮助青少年排斥媒体，转为培养青少年对媒体批判性思考的能力。相应地，媒体素养教育的重心逐渐由“评鉴区分”转为“欣赏研究”。英国式媒体素养教育的特点是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课程的具体开发工作。与英国式媒体素养教育模式相仿的国家还包括澳大利亚、法国、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国。澳大利亚在20世纪70年代便开发出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的完整媒体教育课程与教材，而法国也于1982年正式宣布将媒体教育纳入国家课程系统。

　　林阳:

　　与英国相比，美国的媒体素养教育起步稍晚，大致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美国民众普遍将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校园暴动等一系列社会暴力事件归咎于电视媒体。在1978年美国教育部举办的全美“电视、书本与教室”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强调指出媒体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并在会后拨款支持四项有关电视批判观赏能力的研究计划，分别为儿童、初中、高中和成人开发相应课程。与英国将媒体素养教育纳入国家课程体系的做法很不同，美国媒体素养教育课程并非国家教育体系中的独立课程，其开发推广工作也主要是由个别教师或民间组织来完成，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并不直接干预。教师一般在英语或社会学等相关课程中穿插一些媒体素养教育内容，在课堂上同学生一起讨论，其主题涉及媒体及其对个人影响等。

　　祝智庭:

　　20世纪70年代日本媒体素养教育也开始出现。早期日本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媒体素养教育，将其纳入视听教育课程，作为视听教育课程的一部分内容，强调学校教育中“视听能力的培育”，因此媒体素养教育地位显得并不突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不少民间团体开始关注媒体素养教育，并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和推广工作，媒体素养教育在日本的影响力才得以逐步扩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日本东京地铁毒气事件。日本媒体对于事件及主嫌奥姆真理教所做的新闻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争议，使得日本社会指责媒体的论调逐渐高涨，当时的日本执政党甚至提出制订限制媒体的法规。此时日本媒体素养教育倾向于媒体批判。2000年日本邮政省发布《广电传播领域之青少年与媒体识读》调查报告，自此媒体素养教育（其称之为“媒体识读”）的概念逐步被日本社会广为知晓。与美国情况类似，日本媒体素养教育主要由私人机构或个别教师推动，规模较小，教育行政部门一般不提供任何资助。不过情况也在改观。譬如，1986年东京市政府就提出“媒体教育是未来教师和父母的重要工作”与“学校必须将媒体教育加入课程中”两项主张。看来日本政府也逐步意识到媒体素养教育的迫切性。媒体素养教育在日本的推广工作也波及到其他周边国家，例如韩国、菲律宾、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等。

　　林阳:

　　国际组织对于媒体素养教育也非常关注。早在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就提出“教师应教导学生如何建设性地使用电视媒体”。1980年该组织又开发出一套媒体素养教育课程模式，并在全球二十个国家推行。除此以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非常关注媒体与跨地域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一系列文化政策会议，其中，在1978年召开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文化政策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开幕词中把文化和媒体紧密联系在一起，阐明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成为文化信息传播基本载体的大众传媒在文化上并不是中立的。他们反映思想、观念和价值，一句话，反映了那些使用它们的人们对世界的想象。当它们被当作一种手段，用来向特定地区的人们传播对那里的人们来说属于异国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时，没法阻止它们最终会把属于这些人们的特定的价值观扫除掉，即使不是有意为之，它们也已成为文化疏异化的工具……” 此外，国际上相关媒体素养教育研究和推广活动相当多。譬如1982年的“国际媒体教育研讨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edia Education），会后发表了十九国共同宣言，要求各国政府支持全面的、由学龄前至成人阶段的媒体素养教育。又譬如1998年在伦敦举行的“电视与儿童”世界高峰会，探讨电视儿童节目如何制作，怎么避免电视的负面影响，怎么把各国文化资源整合，进而对学校教育进行帮助等问题。

　　我国台湾省媒体素养教育有哪些特色？

　　祝智庭:

　2000年台湾教育当局就协同“文教基金会”启动了“终身学习列车”项目，其中“媒体探索列车”子项目由台湾“富邦文教基金会”负责统筹规划，开始推动媒体素养教育。其特点是非常强调一线教师的参与。譬如知名的“媒体识读推广中心”针对中小学教师开展了“媒体识读教育师资培训计划”，邀请学者、资深媒体工作者与教师一同探讨媒体问题，其讲座内容以实务与理论相结合，让教师深入了解媒体产业的运作过程，并提供媒体识读教材，使教师能获得一套完整的教学教案。培训班的教学内容包括“认识媒体识读教育”、“电视与流行文化”、“刻板印象的破除”、“了解电视暴力”、“隐私权的保障”等。除此以外，培训班的教师还可以参加以后每两个月一次的“媒体参观暨教学研讨会”，实际走访媒体、通过考察弥补理论上的不足，并把新的理念带回到日常媒体素养教学中。

　　林阳:

　　台湾省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成果，是2002年10月24日堪称亚洲第一本《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的出台。共有十位来自教育界的教师、高中校长和媒体专业的委员负责撰写，撰写期间还举行了四场政策听证会，共有约250位教师参与。白皮书提出，要把相关媒体素养教育内容融入小学九年一贯课程，鼓励高中以上学校开设相关选修课程，鼓励大学公共卫生或医学院系开设以媒体与健康素养为主轴的医学人文课程，鼓励教师研习中心及地方政府每年定期办理媒体素养教育研习班，鼓励相关学术机构和学校开设短时间、非系统的媒体素养教育进修课程，补助师资培育机构开设媒体素养教育课程。另外，白皮书中还建议落实“电视节目分级处理办法”，将节目分级制度扩及到网页、网站、电玩和游戏软体等新兴媒体。

　　祝智庭:

　　该白皮书较有新意的地方是借鉴了美国的“健康社区”（Healthy Community）理论，提出媒体素养教育不只是教学习者使用媒体，还要善用媒体，以形成“健康媒体社区”。“健康社区”理论原本是美国“Health People 2010”所倡导的一个健康教育哲学，即认为健康不再是“找出病源治好病”的个人归因行为，而主张强调由个人所组成的社区为个人的健康负责。这一哲学思想后来被推广到其他领域。白皮书中借用这一理论来阐明了其媒体素养教育的核心思想，即媒体素养教育不是个人问题，亦不是媒体单方面的问题，而是社会、社区问题。既然人活在社会、社区之中，我们所期望健康的媒体素养教育就应从社区着手，所以媒体素养教育的重点应放在“健康媒体社区”（healthy media community）建设上。台湾省媒体素养教育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媒体素养教育，强化全民对媒体的“释放”（liberating）与“赋权”（empowerment），建立“健康媒体社区”。“释放”就是“个人在心智上能够穿透媒体所建构的迷障，不被媒体左右；更能进行社会参与，使用媒体表达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促进公民民主素养”。而“赋权”指的是“个人有自主能力去分辨、选择、评估媒体及其内容，进而透过理性的思考与对话，去影响、督促媒体改善内容，乃至培养公民产制创意的、良性的、教育的信息，共同建构社区品味（community standard），从而提高社会的文化品质”。

　　对国内教育工作者的启示何在？

　　祝智庭:

　　媒体素养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趋势。虽然地域文化不同，但其他国家和地区媒体素养教育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国教育工作者借鉴的。媒体素养教育所要传递的知识观念是和一般学科有所不同的，而且它需要活泼的教学方式来吸引学生亲自参与，这就要跳出传统教学集中授课的模式，在教学方法上不断创新。要通过游戏或者实际制作的过程促进学生的思考、自省；要通过典型示范的作法、态度推动学生的自律；要通过交流、对话实现与学生内心深层次的沟通。

　　林阳:

　　许多成功案例显示，全民总动员是媒体素养教育成功的关键所在。台湾省在开展媒体素养教育之际就吸取了美国的经验教训。他们认为，美国媒体素养教育至今尚未能全面开展起来，其中部分原因源于该国由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划，而非教育体制内所发起，一线教师未能认知到这类课程的重要性，致使推广工作无法全面展开。因此台湾省在推动媒体素养教育之初就非常强调一线教师的参与。日本FCT市民媒体论坛(Forum for Citizens' Television & Media)则涵盖了研究员、媒体工作者、教师、家长，乃至媒体记者等社会各界人士。

　　媒体素养教育并非“就媒体论媒体”，而是主张对人心智和能力的全面提升。台湾省政治大学广电系吴翠珍副教授指出媒体素养教育应包括五个方面:

　　了解媒体组织的运作；了解媒体的符号特质；洞察阅听人的意涵；思考媒介对真实的呈现；体现媒体的公民传播权。中国社科院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卜卫则提出媒体素养教育的四个重点:

　　了解媒体的基础知识以及如何使用媒体；学习判断媒体信息的意义和价值；学习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了解如何建设性地利用媒体发展自我。我国的媒体素养教育不妨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控制自身行为，譬如明确使用媒体的目的、了解媒体对自己日常生活的影响、合理安排使用媒体的时间等；二是了解媒体的运作，譬如电视节目的制作过程，知道电视节目中编剧、导演、演员等人员的职责等；三是辨析不同媒体内容的性质，譬如对电视上新闻、娱乐、电视剧、广告等应采取不同的解读方法；四是体察媒体行业对社会的影响，譬如网络语言是如何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的。

　　此外，开发新颖教材也非常重要。在国外有许多书籍是由媒体业内人士参与编写的。譬如英国BBS电视台的儿童节目工作者就编写了许多关于媒体与人的的书，让儿童思考电视、媒体和人的关系。也许我们会觉得这样的知识对孩子来说太过深奥，不过国外的媒体素养教育者确实让孩子们去接触这类的学问，激发他们的创意及思考能力。另外英国BBS电视台还制作如何帮助小孩读书、看电视等类的书及节目。台湾省媒体识读推广中心则定期出版儿童媒体教育教材《电视魔法宝典》教学录像带、媒体识读教育月刊、出版《认识电视，真好！》、《陪孩子看电视亲职电视手册》、《亲子共视实用手册》等实用书籍。

　　祝智庭: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媒体素养教育中采用了许多有特色的教学模式。例如荷兰媒体素养教育采用了“三明治教学法”，即在课程前后安排文化、科学教学，中间则夹杂电视识读教学课程。每个星期一早上是全荷兰小朋友的共同时间，小朋友到电视台去参观、玩游戏，以一种轻松活泼的形式参与媒体素养教育。我国台湾省秀朗国小则在家长会的热心资助下，成立了“秀朗儿童电视台”，由教师指导学生自行制播节目，带领学生们从另一种不同的角度去探索电视世界。此外，他们还出版以媒体素养教育为主题的校刊。在这期名为“影音魔法师——电视”的校刊上，老师们依据各自专长以节目制作、电视分级、如何选择节目等为题撰写文章，并分别为低、中、高年级学生设计电视学习单，还有一篇篇来自学生的短文与生动插画，充分呈现孩子们在电视话题上的思考成果。通过编写校刊，师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媒体素养教育。

　　媒体素养教育要尊重学生思维，尊重学习者的个别经验的理解与诠释，师生平等相待，通过平等对话形成社会认同的价值归属。教师也不再是评判媒体好坏的权威，而成为青少年学生的朋友。英国教育部就曾要求“学校必须考虑媒体教育的责任，所有教师都应该检查电视节目并与年轻人一起讨论”。

　　媒体素养教育要让学生克服恐惧心理。传统教学模式赋予了教师高高在上的地位，学生很难与之进行深层次的沟通，而媒体素养则注意以理服人，寓理于情。

　　媒体素养教育要充分发挥学生主导性。教师要重点培养学生对媒体议题的敏感度，强调学生主动的省思与认知。

　　媒体素养教育要培育学生信息收集能力，培育学生如何去发现、去筛选、去理解媒体信息。

　　媒体素养教育要建立教学资源库。这既可由学科专家完成，也可以由教师协作完成，甚至可以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实践证明，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

　　媒体素养教育要强调协作学习，强调学生对媒体与个人，社区与整体社会文化关系的理解。学习伙伴之间由于情趣相同，更容易形成相互学习、模仿的关系。

　　媒体素养教育要革新教学评价，传统错与对的标准化评价体系本身难以应付媒体素养教育中诸多富有争议性的话题。而且与学生对媒体的理解相比，学生理解媒体的态度和过程更值得关注。■